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原国民党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径直走到“老长官”王耀武面前，气冲冲地说：“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国人的罪人！”
对于被俘的国民党战犯们来说，抗战是他们最后的骄傲。是否曾在抗日战场上立过功，打过多少胜仗，甚至有没有带过兵都不论，只要为抗战出过力的，都生怕被人遗忘。
王耀武可以说是蒋介石嫡系将领中，为数不多真正算得上抗日名将的了。他被关押到功德林后，毛主席曾专门让罗瑞卿转告他，“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
王耀武（右）在改造劳动中
那杨伯涛是为了“立功”而“揭露”王耀武么？的确，在功德林中有这样的人，将揭批他人作为立功的手段。但杨伯涛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在刚刚转到功德林时，就曾对作为学习委员的王耀武说：“请你向李科长转告一个意见，要我交罪可以，要我认罪不行。老实说，不要因为雪峰山不会说话，就随便欺负人！”
李科长是功德林专门负责审核他们的交罪材料的，而杨伯涛的意思也很明显，他自认为是抗战英雄，而非战争罪犯。而让杨伯涛被俘后，仍然对王耀武愤愤不平的，正是他“引以为傲”的雪峰山会战。
那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杨伯涛却奉命在包围圈上放开一个口子，放走了凶残的日军，包括一个师团长。对杨伯涛下达那个命令的，正是在雪峰山会战中作为指挥官的王耀武。
面对杨伯涛的“指控”，王耀武坦然承认了。被日伪军称为“宁碰阎王，莫碰老王”的王耀武，为何会在一场难得的大胜中，对日寇网开一面呢？
1945年2月25日，一支神秘轰炸机编队轰炸日本本土，其中几颗炸弹命中日本裕仁天皇皇宫，日本举国哗然，认为天皇尊严遭受凌辱，不可忍受。于是，日本首相小矾国昭责成日军大本营调查此举系盟军那支航空队所为，日军大本营很快查明这支轰炸了皇宫的航空队系中美联合航空编队，起自中国湘西小城芷江。
此外，日军还发现，战略交通平汉、粤汉、津浦铁路线经常遭受起自芷江机场的美机破坏。日军大本营遂下令日军中国派遣军给予报复。
芷江机场
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得此令欣喜若狂。冈村宁次是日军著名的中国通，策划和指挥了许多侵华事件和重大战役，在华北占领区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极其凶残和狂妄。
1944年11月，冈村宁次就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他上任伊始，踌躇满志，拟定进攻重庆方案，企图一举消除中国政府军的抵抗。但方案被东京大本营否决。因为日本判定美军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登陆，由此大本营规定中国派遣军实行东、西两面战略，东主西从，即以对美军为主，对中国军队为辅的方针。
对此，冈村宁次表面服从，内心仍坚持自己的方案。他认为，必须在美国军队登陆之前，消灭中国军队，否则会遭受东西两面夹击，腹背受敌的困境。此次冈村宁次依令拟定芷江攻略作战，其实该作战只将进攻芷江，捣毁中美联合航空队机场视为小目标，即战役第一步。
而下一步则沿湘黔公路攻占贵阳，尔后会攻重庆，战役终极目标旨在歼灭中国军队主力，逼迫中国政府投降。冈村宁次自己的算盘打得很好，但是能实现吗？有实现的条件吗？
日本军人向来有冒险赌运的传统，这种传统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甜头。如甲午战争袭击北洋舰队，日俄战争偷袭旅顺港，九一八侵占东北，1941年偷袭珍珠港。岗村宁次正是基于此准备再下一次赌注，达到他异想天开的目的。
冈村宁次
对于国军来说，这也是一次“挽回颜面”的机会。于1944年4月，日本为补给南洋军，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8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50多万人，丧失拥有146座大小城市、6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失去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
这场战役让中国国民党政府大跌眼镜，颜面丢尽。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军尚能同日军独立进行正规作战，无论是淞沪战役、徐州战役、还是武汉会战，虽然败了，仍能保存主力，重新组成新的防线与日军对峙，直至日军成强弩之末。
而1944年，形势已经发生逆转，国民党军获大量美军装备，且中国上空日军已经完全丧失制空权。在战争条件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形下，国民党军仗打得反而不如以前，这让国内外各方面很难接受。最主要的是，美国的罗斯福政府，已经不相信蒋介石的军队可以独立击败入侵的日寇。罗斯福寄望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为此在《雅尔塔协定》中，将大量中国权益让给了斯大林。
此次雪峰山战役，中国军队将肩负起挽回豫湘桂战役失败影响的重任。此战役必将引起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开战伊始，恰逢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制宪大会，蒋介石深信，“国际地位的提高，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和战力。”他对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宋子文说：“我们一定争取把湘西会战打好，给你们撑撑台面”。
在雪峰山战役的两军对垒中，中国主帅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日本主帅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这两人都是新任司令官不久，两人曾是师生关系，他们都在思量如何给对方致命一击，将对手彻底打垮。
何应钦
冈村宁次这个人和普通的傲慢无知的日本军人不同，他从青年时期就在中国长期居住，参加了中国许多重大的军事事件，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着相当的研究。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冈村就判断日军在中国败局已定。他认为如果不能出奇制胜，就难以挽回败局了。到了1944年底成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以后，虽然明知道败局已定，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毕竟不能坐以待毙，他仍然决定搏一搏。而要想在中国获胜，除了打垮重庆国民政府以外，没有第二条路。
自从一号作战开始中美联合空军逐步掌握了制空权，开始轰炸日军几百公里的纵深目标。刚刚打通的大陆交通线的湘桂、粤汉铁路全线中断，重型轰炸机还开始轰炸日本占领地台湾。于是冈村将目光投向了雪峰群山环绕中的芷江机场，企图挽回失败的命运。
1945年初，重庆军事委员会就制订了代号为“自陪计划”的作战方案，相应调整了战斗序列，将几大主力改换了美式装备，何应钦兼任新成立的中国陆军司令部总司令，调兵遣将，在湘西雪峰山西麓布防，要在阻止日军西犯芷江的同时，打响反攻日军的战役。他提出利用雪峰山区有利地形，构筑纵深防御工事，采取攻势防御战略，“逐次抗击，诱敌深入，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雪峰山战场上，中国陆军集中了共8个军，20个师，将近20万人。从1944年下半年起，退守西南地区的国军编组成四个方面军，王耀武升任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统辖第73、第74、第100军。按照当时中美双方的协定，美国帮助蒋介石刚刚完成了36个步兵师的装备改造和军官训练工作，第四方面军毫无异疑地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就此换上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成为战斗力一流的国军部队，第四方面军也自然成为保卫重庆的重要力量。
王耀武
除了第四方面军以外，为保证对日军的绝对优势，国军还有二个集团军参战。分别是汤恩伯指挥的第27集团军和王敬久的第10集团军。驻守芷江的正是战役总预备队的最高军事首领，抗日名将邵阳籍的廖耀湘。蒋介石也考虑让廖耀湘为主指挥作战，又恐临阵换将不太好，只好将廖耀湘的新六军空降至芷江机场作为预备队。
担任正面防御的王耀武，把第四方面军司令部设在沅江边的一座庙宇里。韩浚的第73军占据了新化和安化县城，以一部分兵力不断袭扰资水东岸的日军。施中诚的第74军凭藉雪峰山东麓有利地形构成决战主阵地，在武冈石下江和洞口各要点构筑坚固的纵深前进阵地，警戒盘踞在东安和邵阳方面的日军，同时进行游击以消灭日军。李天霞的第100军布防在雪峰山东麓的山门、隆回和溆浦一线，在一些要点设置了阵地，对邵东和湘乡方面的日军严加防范。胡琏的第18军已在沅陵和辰溪一带集结，随时准备投入。中美混合空军大队除支援地面作战之外，还负有侦察敌军动态，轰炸敌后交通枢纽及车站、仓库设施等任务。
日军方面以第二十军坂西一郎中将司令官为战役总指挥，战役共投入五个师团的兵力，总计约10万人。主攻部队为第116师团和第47师团，还有第64、68师团和第十一军的第34师团，负责协助主攻部队完成对芷江的合围。1945年4月中旬，日军第6方面军第20军主力，从长沙、衡阳地区，分南、北、中三路，向雪峰山东面杀来。
王耀武部署雪峰山战役制定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逐次抵抗，分割包围，聚而歼之。他准备首先打击日军南、北两路，即斩断日军两翼，将中路担负主攻日军放进他布设的口袋阵，而后围歼。
日寇遭到中国军队极其顽强的抵抗，王耀武布置的阵地坚若磐石，阵地前留下日军士兵尸体累累。冈村宁次被逼无奈之下，只得达中止芷江作战的命令。
在日军决定撤兵之际，中国军队开始酝酿反攻。日军败局已定，让蒋介石大喜过望，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求胜心切的蒋介石接连两次给何应钦发报，要求迅即组织反攻，让正在进行的六中全会洋溢出胜利的喜气，一雪上年豫湘桂战役之耻。
在安江第四方面军司令部，两个反攻方案争论不休。一个是陆军总司令参谋长萧毅肃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方案，主张实行中央突破。另一是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的方案，主张从侧翼插入敌后，切断湘黔公路，合围日军。邱维达认为实行中央突破固然能胜，但不能达到全歼日军的目的。邱维达的方案表达了王耀武的意愿，王耀武旨在打一个对日作战前所未有的歼灭战。最终何应钦批准了邱维达的反攻方案。
日军为掩护部队尽快脱离战场，占据要点高地鹰形山阵地，顽强坚守，死战不退。74军、100军组织力量数日反复进攻而不能攻破。王耀武亲临鹰形山前线查看，他看过之后，告诉部下要采用火攻。前线指挥员感到蹊跷，连天下雨，山地潮湿，如何放火？王耀武笑了笑对大家说，你们只管做好进攻准备就是了。第二天，一批P-40轰炸机飞临鹰形山上空，投下美国最新式的纳帕姆燃烧弹，顿时鹰形山阵地变成了一片火的海洋。国军乘势冲上去，一举攻克鹰形山。
正面进攻酣战之时，国军精锐18军沿常德、桃源地区南下，切断湘黔公路，其杨伯涛11师的一个团占领了石下江，堵住了日军撤退的唯一后路，至此，进攻芷江的南、中、北三路日军已陷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杨伯涛，时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站前率领全副美械装备的第十一师，按照军长胡琏的指令，作为第十八军的先头部队，以一日约40公里的行军速度，赶赴湘西会战前线。
杨伯涛
芷江是杨伯涛的家乡，这次战斗对杨伯涛来说既是卫国又是保家，为了尽到神圣职责，他决心不避牺牲，奋勇杀敌。第十一师的官兵也群情激奋，斗志高扬，他们相互鼓励说：“我们一定要保住师长的家乡，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千万不能让师长在家乡人民面前丢脸！”
既然是回到老家作战，杨伯涛自然是抱着十二分的信心，要在这里给予日寇重重一击。
在攻打右下江的战场上，集团冲锋前几分钟，一个头缠绷带的营长走到他面前：“师长，芷江不是你的老家吗？等仗打完了，我们到府上好好热闹一场，怎么样？”杨伯涛道：“一言为定，到那时我亲手为你们宰猪杀羊！”二十分钟后，十一师拿下来右下江，可是杨伯涛却永远失去了这个营长。
王耀武设想的全歼进攻芷江日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完备。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只要进行艰苦作战，付出一定代价后全歼日军不成问题。此战役将成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为辉煌的战役，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歼战。
可就在这时，何应钦突然下令，让18军11师某团撤离已经占领的石下江。这给被包围的日军留下了一个缺口，被围日军正是由此脱离包围，逃回原出发阵地。何应钦又令各军师乘胜追击掩杀，各路国军虽有斩获，但是日军大部都已逃脱。
何应钦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呢？时任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后来在回忆文章里提到：
20日深夜，我（邱维达）在溆浦指挥所接得王耀武电话说：前方战事仍未结束，何总司令很着急。因为中央已确定日期召开四中全会，委座电催何回重庆，亲自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经过。何总说，战斗仍在继续，他去报告大捷，前方后方岂不矛盾。何总要我同你研究一下，如何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要你考虑一下。
邱维达还提到：
何总（何应钦）又来电话。他说“ 我后天清早要回重庆，王佐民同你谈的问题，希望你全面考虑。”最重要的一句，我至今仍未忘怀，他说：“ 军事要配合政治吧”。我想来想去，实在想不通。将被围的敌军放出去，这是什么政治！
邱维达晚年
杨伯涛后来也有回忆：
忽然接到军长胡琏转来上级命令，要求将扼守在石下镇的一个团全部撤离，集中全力向敌侧面攻击。这样一来，包围圈就出了一个大口子。被围日军一见有路可逃，就不顾一切地一拥而出。我军虽督队猛击，但斩获之数不大。
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大概都认为之所以放跑日军，是因为何应钦要去重庆，向国民党的四中全会报告湘西大捷的经过，因此要求速战速决。国民党将领向来都是“报功心切”，在刚刚对日军形成包围时，何应钦便发电重庆告捷，重庆大街小巷开始张贴标语庆祝雪峰山大捷，实际上雪峰山仍在炮火连天中。
以当时被包围日军的人数及战斗力，这场战役如果打到底，必然是旷日持久。而在国民党的四中全会上，何应钦必定会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到时候战役还没有结束，必然会对国民党及何应钦本人的形象造成影响。
当然，这样的理由听上去颇有些荒唐，或许内在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参与雪峰山战役的军队，基本上全都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如果彻底围歼日军，必定会遭致重大损失。“保存实力”，也算是国军的老传统了。更何况，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尾声，日本人投降在望的情况下，蒋介石的脑子里，早已经在酝酿一场内战。
当王耀武在功德林面对杨伯涛的责问时，他无奈地说，“我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你是奉我的命令，所以蒋介石要负责任，我也要负责任。此事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关系。”
雪峰山战役不失为一场大捷，造成日军伤亡28174人，其中阵亡12498人，被俘447人。更重要的是，雪峰山战役之后，日军再也无力发动进攻，开始收缩兵力，转入战略防御，而国军则处于战略进攻态势。可惜的是，蒋介石、何应钦、王耀武们在最后关头，却放跑了凶残的日寇，也不失为一个遗憾。甚至说，有些荒唐。
不过，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侵华日寇头子冈村宁次奉为上宾，并在其政府的法庭上，公然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后，对蒋介石反动集团来说，还有什么样的荒唐，是意想不到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