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出去是记者，回来是编辑。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在近现代落后挨打的文章，为此在资料室里狠查了一阵资料，文章发了几乎一整版。后来我到上海去出差，突然发现很多单位都把我文章中的那批资料，以不同的形式挂在墙上：直方图、饼型图，花里胡哨。我估计是上海的某个宣传部门把这批数据发给了各单位，让他们搞现代化教育了：那时，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现代化成为了全国最具号召力的口号。
正是在那一年，我有幸与王小波相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处瞥见了他的手抄本小说《绿毛水怪》，自此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书名中带有“水怪”二字，且“绿毛”二字亦令人初感不适，但小说中流露出的王小波那纯净美好的灵魂，却对我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严格而言，《绿水毛怪》这部手抄本小说，充当了我与小波间的一段“红娘”。这部小说誊写于一本封皮精美的横格本上，字迹紧凑，几乎填满了每一行，记录了一段青涩的少年恋情。尽管内容略显稚嫩，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弦。
在小说的篇章里，呈现了一段陈辉（男主角）与妖妖（女主角）论诗的温馨场景。
日间阵雨绵绵，夜晚却气温骤降，寂静无声，随之而来的是蒙蒙细雨与雾气交织。天色迅速暗沉。街边楼宇的窗台，投射出片片白光。街道上，水银般的光芒映照出腾腾白雾。人影、车影若隐若现，忽现忽逝。我们漫步至10路公交车站附近。在几盏昏黄的路灯下，人影彷佛潜行于水底。我们默默前行，妖妖突然问道：“你看这夜雾，我们该如何描绘它？”
我竟在不知不觉间提笔吟咏，诗句随即脱口而出。诚然，在此之前，我从未自诩具备丝毫作诗的资质。
我言：“妖妖啊，瞧那水银灯的光影，宛如飘浮在街河之上的蒲公英簇，轻轻吐纳着似针般柔韧的光芒。”
妖妖回应道：“行。咱们就沿着人行道走吧？还有那些昏暗的路灯呢？”
我抬眼望去，那盏路灯将昏黄的灯光穿透薄雾，投射至地面。
我言：“我们仿佛漫步于池塘幽深之处，一前一后，逐月前行，直至抵达另一轮皎洁的月亮。”
妖妖突然夸张地惊呼道：“陈辉，你竟是一位诗人啊！”
这几行诗句中，小波的诗人才华已初露端倪。纵然他后续的创作重心转向了小说与杂文，他却始终保持着诗人的气质与才华。然而，真正让我倾心于他的，或许并非他作诗的技艺，而是他身上那份独特的诗意。
小说中，另有一个细节令我既感惊愕又心生恐惧，那就是主人公所钟爱的那本不甚出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小波在小说中如此描述：“我阅读了此书，其前半部分至今仍镌刻于心。我坚信，这乃一部无与伦比的佳作，堪比那些厚重的大部头经典。我深信，人们应当因这本书而永远铭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尚未遇见《绿毛水怪》之际，恰巧阅读了这本书，其印象之深，如同一颗隐秘的种子深植心田。未曾想，在小波的笔下，竟发现了如此相似的感触，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那颗内心秘密被人洞悉的微妙颤动。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里，主人公们均为梦想家，他们的幻想与严酷、堕落、污秽的现实遭遇，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碰撞，终以悲剧收场。作品中流露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神经质，某些段落情感表达激烈，甚至令人难以承受。其中，涅朵奇卡与卡加郡主的爱情故事尤为感人，尤其是那场接吻至嘴唇肿胀的情节，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一段关于两个少女初尝情愫，热烈而纯洁的爱情故事。
在《绿毛水怪》这部作品中，小波以男性主人公的亲历视角细腻地描述道：
我坚信，妖妖便是那位卡加郡主，我的至交好友。唯一的惋惜，是她并非一名小男孩。我向妖妖坦陈了这一看法，她却反而抱怨我未能成为女孩。最终，我们达成共识，不论性别，我们永远是彼此的朋友。
我对《绿毛水怪》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自此对小波产生了“心有灵犀”的奇妙感觉。当时，我心中悄然滋生了一个想法：这是一个与我心灵相通的灵魂，我和他之间似乎注定要发生些什么。果然，我的直觉没有错，后来我们相识，彼此的心灵默契程度令人惊喜。
我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跟我们共同的朋友去他家，找他爸请教学问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已经留了个心，要看看这个王小波是何方神圣。一看之下，觉得他长得真是够难看的，心中暗暗有点儿失望。后来，刚谈恋爱时，有一次我提出来分手，就是因为觉得他长得难看，尤其跟我的初恋相比，那差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那次把小波气了个半死，写来一封非常刻毒的信，气急败坏。记得信的开头列了一大堆酒名，说：“你从这信纸上一定能闻到二锅头、五粮液、竹叶青……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把我给气乐了，他说：“你也不是就那么好看呀。”心结打开了，我们又接着好下去了。小波在一封信中还找了后账，他说：“今后恋爱男女，不妨佩戴墨镜，以免貌相成为交往的障碍。”
王小波凌厉的攻势是任何人都难以抵御的。那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单独见面。地点是虎坊桥光明日报社我的办公室，借口是还书。我还记得那是一本当时在小圈子里流传的小说，是个苏联当代作家写的，叫作《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虽然此书名不见经传，但在当时还是很宝贵的。小波一见到我，就一脸尴尬地告诉我：书在途中遗失了。他将书置于自行车的后座，不知何故竟神秘失踪。我心想，这人的确是有些特别。
不久后，我们展开了一段无所不谈的对话，话题自然更多地聚焦于文学。就在此时，他突然抛出一个问题：“你有男友吗？”那时的我刚刚与初恋告别，于是坦白地回答了他。紧接着，他的下一句话让我震惊不已：“你觉得我如何？”原来这是我们首次独处见面。他那句话中透露出一丝顽皮，同时也展现了他那种不容置疑的自信与纯粹，让我对他立刻产生了新的认识。
小波这个人，浪漫到骨子里，所以他才能对所有世俗所谓的“条件”不屑一顾，直截了当凭感觉追求我。我们开始正式谈恋爱了，虽然从世俗的眼光看，一切“条件”都对他相当不利，我们俩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我大学毕业（虽然只是个“工农兵学员”，但是也勉强算是上了大学吧），他初中没毕业；我在报社当编辑，他在一个全都是老大妈和残疾人的街道工厂当工人；我的父母已经“解放”恢复工作，他的父亲还没平反；我当时已经因为发表了一篇被全国各大报转载的关于民主法制的文章而小有名气，而他还没发表过任何东西，默默无闻。但是正如小波后来说的：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缔结的。经典的浪漫故事都是俩人天差地别，否则叫什么浪漫？我和他就是一个男版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来，我的这个“灰姑娘”天生丽质，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而且他还是一个文学天才，早晚会脱颖而出。恋爱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过小波，你觉得自己会成为几流的作家？他认真想了想，说：“一流半吧。”那时他还不甚自信，于是他问我：“如果将来我没有成功，怎么办？”我设想了未来可能的情景，对他说：“即便如此，只要我们拥有快乐的生活，那就足够了。”他听后如释重负。
后来，小波发起情书攻势，在我到南方出差的时候，用一个大本子给我写了很多未发出去的信，就是后来收入情书集中的“最初的呼唤”。由于他在人民大学念书，我在国务院研究室上班，一周只能见一次，所以他想出主意，把对我的思念写在一个五线谱本子上，而我的回信就写在空白处。这件轶事后来竟成了恋爱经典——有次我在电视上无意中看到一个相声，那相声演员说：“过去有个作家把情书写在了五线谱上……”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啊。
我们很快坠入爱河。犹记得，当时我家位于城西，常往颐和园游玩。昆明湖西岸藏着一个隐秘的去处——一座荒芜的小岛，岛上绿树成荫，遮天蔽日。我们在小山坡上嬉戏玩耍，乐不思蜀。我们将其昵称为“快乐岛”。然而，遗憾的是，随着岛上高级住宅的建成，这个小岛被封闭，不再对游人开放。
小波离世之后，昔日的挚友相约我外出散心，其中一人告知我，小波的《绿毛水怪》尚存于他处。听闻此言，我欣喜若狂：原来它依然留存于世！我本以为这份珍宝已与我永别。
五线谱情书
国研室·成名
1978年，我有幸加入国务院研究室，该单位坐落于中南海。我对中南海的安保人员充满敬意：自我入职的第二周开始，他们便不再查验任何证件，仅凭目测便能辨识。每日出入此地的人数众多，他们如何做到如此精准？我无法解开这个谜团，唯有满怀敬佩之情。
这份职业往往让人滋生出一种使命感，仿佛自己的行为与国家的兴衰、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然而，这种想法实则过于夸张，缺乏现实基础。我们不过是权力的传声筒，是权力手中的一支笔，我们与权力的联系与普通民众并无二致。
初闻王小波所述“伴君如伴虎”之言，彼时我尚浅薄，未能领悟其深意。对能跻身如此单位工作，心中满怀自豪与使命，甚至涌动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却未曾察觉政治的复杂与险恶。他们家族深受政治斗争之苦，故深知其间的利弊。我在彼处仅逗留一年，随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列所之际，我选择了离开，内心并无丝毫遗憾。
任职于该单位期间，我与挚友林春携手撰写了一篇题为《要大力弘扬民主，大力强化法制》的文章。此文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迅速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广泛转载，其中《人民日报》的转载还特意附上了编者按，使之成为一时之热点，或许这也算得上是我个人作品的“成名之作”。自那篇文章问世以来，我的名字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线。2008年，我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论坛暨评选活动”中荣获改革开放三十年30名社会人物榜首，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对于那篇文章的记忆。当然，我的后续行为也起到了关键作用——1999年，我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个人物之一。回顾过往，那篇文章并无特别深奥或卓越之处，只是恰逢其时，中国正迫切需要民主与法制这两大要素。我们不过是时代与政治的传声筒。这恰好印证了福柯所提出的“作者消亡”理论，他认为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一种观点的流行只是某个时代的需求，即便并非出自这位作者之口，也会有其他作者来发声。
那段时光，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便是参与了一场理论务虚会。这场会议，无疑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节点。文革虽已落幕，百业待兴，我国正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门槛之上。此次会议，无疑是一声号角，宣告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拉开。它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从此，我们得以自由地思考，畅所欲言，呼吸新鲜的空气。会议汇聚了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理论家以及意识形态专家，他们无一不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光远那样的重量级人物，还有一群中老年理论工作者。我作为会务组成员，负责起草会议简报。会议选址在京西宾馆，那是当时举办重要会议的标志性场所。
在那段岁月里，街头涌现出各式大字报，周围人潮涌动，情绪高涨。我们下班后亦常骑着自行车前往一观。我记得，正是在那里，我初次邂逅顾城的诗作。
黑夜赠我黑瞳
寻光之用。
当然，《论言论自由》这部享誉海内的杰作，以其震聋发聩之音，深入人心。作者独具匠心的文风，彻底摒弃了我们自幼所见文章的陈词滥调，条理清晰，言辞坦率，令人深切体会到逻辑的稳健与思想的深邃。正是从这部作品中，我结识了民办刊物《今天》，自此便成为了它的忠实拥趸。
我曾赴玉渊潭公园，倾心聆听北岛及其他朦胧派诗人朗诵诗歌。在那片被绿意环抱的空地，众人围成一圈，前排者坐，后排者立。犹记得那日北岛现身，他身形瘦削，着装简朴。在那个年代，衣着华美并不盛行，亦鲜少有人注重衣饰，那是一个精神至上的时代，一个理想主义翱翔的时光。北岛本名赵振开，我们当时并不知晓，然而他的诗歌早已在民间传颂，深入人心。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还有食指的《相信未来》，那也是文革后期在朋友圈子中流传甚广的诗歌：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辗转至我手中，我逐字逐句地抄录了下来。那是一个时代青年心声的写照，它道出了我们内心的所思所想，而那些所思所想，亦逐渐融入了我们的思想之中。
回想起那激情澎湃的时代，那个全民振奋的时代，内心涌动着无尽的喜悦。或许正因为长久以来我们身处压抑，因此当自由呼吸的机会降临，那份畅快便显得尤为珍贵；也许正因为长久以来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因此当我们终于能够发声，那种自由的感觉便显得格外强烈。我们洞悉了真相，揭示了真理，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恰如国家亦找到了发展的正确道路。我们与那时的国家一样，意气风发，万事皆可应对。借用毛泽东的诗句来描绘那时的士气，便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诗句将人们的豪情壮志描绘得淋漓尽致，令人心潮澎湃。而在那个时期，那种激越的情感并非单一个人的豪迈，而是全民族的，是每一个人的。
那段时光的生活，唯有“如火如荼”四字方能精准描绘。一方面，经过十年高压的社会氛围已臻于极点，可谓是万马齐喑、积重难返；另一方面，我们这些“老三届”正值人生最蓬勃的年华，个个怀揣壮志，渴望成就一番伟业，展翅高飞。这股力量一旦爆发，便如同火山喷涌，声势惊人，摧枯拉朽。整个社会仿佛被注入了兴奋剂，人心沸腾，渴望变革。
在文革时期，众多小圈子频繁聚会，热议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发展道路以及人类理想的实现，并共同品鉴和探讨那些难得的好书。由于书籍稀缺，人多势众，每部珍贵书籍都会引发一番排队热潮，每一本书在读者手中停留的时间不过一两天。我记忆犹新，那些阅读过的书籍，如奥威尔的《1984》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其阅读体验无比激动人心，仿佛是在伊甸园中偷尝了智慧之树的果实。正如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后有了羞耻之心，我们阅读这些禁书也获得了最初的启蒙，那种“振聋发聩”的感受难以言表。那时的阅读，不仅让瞎子重见光明、聋子重获听觉，更像是踏入了一个海盗的藏宝洞，眼前满目琳琅，让人目不暇接，恨不得长出百双手来将它们全部收入囊中；又如同一个饥渴难耐之人，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恨不得长出百张嘴来，大快朵颐，尽情享受这突如其来的盛宴。
社会学·入门
1979年，中国社会学迎来了复兴的曙光，其源头可追溯至费孝通先生发起的一场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与会者普遍认为，此次讲习班在中国社会学复兴历程中的地位，堪比黄埔军校第一期对中国人民军队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自1954年院校调整取消社会学学科以来，这便成为了我国恢复社会学的标志性起点。
除却这些，这段讲习班经历对我而言更具非凡意义——在此，我有幸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兹纳教授。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得以顺利进入匹兹堡大学深造社会学，并最终在1986年与1988年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与博士学位。这一历程使我踏上社会学研究之路。
兴致勃勃地听着讲习班的课程，我对社会调查的内心冲动在那个时候迸发出来。突发奇想之下，我私自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问卷，是一个文化趣味的调查，里面都是一个个的陈述句，例如：京剧比交响乐好得多，芭蕾舞比地方戏好得多之类。下面按照问卷设计的经典做法列了多重选择：非常赞成，比较赞成，一般，比较反对，非常反对。我在单位开了一纸介绍信，就跑到附近的街道居委会去发问卷。那时的人都很质朴，一看到介绍信就办事，觉得好像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似的。等到问卷收回来，我一看就乐了：大家都认真填写，有些人不太熟悉多项选择题的答题方式，便在问卷的空白处批注：“这种说法过于绝对。”我原本并未打算将调查结果用于撰写文章或报告，仅仅是想体验一番社会调查的乐趣。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很快走出了社会调查的纯真阶段。到了2000年前后，问卷调查的成本已经飙升至每份一百元，而如今，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成本恐怕更是节节攀升。
那一年，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本译著《现代社会学入门》的翻译工作。这本书作为社会学领域的入门读物，恰与我的兴趣不谋而合。原著为日文，为了能够准确翻译，我报名参加了一个日文短期培训班。这个培训班专注于笔译教学，不涉及口译，是一个快速提升的速成课程。训练班位于怀柔，当时我正与王小波陷入热恋，两地相隔，我们只能通过书信来传递彼此的思念。这样的不便倒也留下了一封封珍贵的王小波书信，即便在小波离世百年之后，这些信件仍能让我仿佛再次见到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踏足美国寻求学术之旅前，这部著作已然完成了翻译工作。然而，种种因素使得它的出版延宕至我归国之际。凭借我那稚嫩的日文功底，翻译此书实乃“初生牛犊不畏虎”。这部作品对我而言，更大的价值在于为我打开了社会学知识的大门，提供了初步的认知。
自踏入社会学讲习班的门槛，我内心深处便埋葬了对历史学的偏好。其理由不言而喻：于我而言，历史总是一系列静止的年表，缺乏生机与活力。于是，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历史学的道路，转而投身于社会学的学习之中。
1979年，我与社会学夏季讲学班的同窗们
结婚·“女共党”
历经两年的炽热爱情，我与小波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彼时，小波身为在校生，按规定是不被允许结婚的。然而，他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凭借丰富的工龄，他成为了带薪大学生，并能够由工作单位出具结婚证明，这与那些仅以学校为背景的学生截然不同。我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漏洞。记得为了避人耳目，不生枝节，我们在登记时求助了我的好友，她当时恰好任职于街道办事处，负责办理结婚登记。她巧妙地打了个圆场，我们便顺利蒙混过关。那是在1980年1月21日。
在那个时代，举行婚礼的风俗尚未盛行，我们只是简单地在一间王府井的全聚德餐厅里共进了一餐，双方家庭共有十人出席，兄弟姐妹并未全部到场，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仿佛只是一次寻常的亲友聚餐。据父亲后来所述，对方家庭支付了500元，我心中不禁疑惑，为何是对方付钱而非我家？这让我困惑不解。直到后来学习社会学，我才明白，这500元实际上是一种彩礼的体现。
1980年，我和小波结婚，在北京宿舍楼下
小波的一帮同学朋友还到我家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毕竟在校生结婚是规定所不允许的。他们中有一大帮人是开学之前在去教育部请愿时认识的，这些人都有一个现在听去很可笑的头衔，叫作“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称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荒诞的：首先，它暗示了这些子女的可教育性，同时却将他们的父母归类为不可教育，但为何某些公民就变成了不可教育的人呢？其次，我们如何知晓这些子女是否真的可教育？在他们还未被教育之前，就给他们贴上“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标签，这种做法岂不是过于武断？最后，谁来教育？谁在受教育？如何定义教育成功？如何定义教育失败？评判的标准又是什么？
小波之所以未能如愿步入大学，乃是因为其父尚未得到平反；而他的挚友刘晓阳，则因母亲在文革期间不幸离世，同样尚未平反。其他人的遭遇亦大同小异。依照上世纪60年代的规定，他们均不符合成为大学生的条件。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始，他们一同前往教育部发起请愿。幸而，他们最终赢得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
当这群好友抵达时，其中一人骑着自行车，一手握住车把，另一手紧紧抓着一把高过头顶的金属衣架，那是他们共同资助送给我们的婚礼礼物。我亲自下厨准备了一些菜肴，尽管我必须坦白，我的厨艺并不出众，大部分是熟食和现成的凉菜。十几个人围坐在桌旁，共享盛宴。餐后，大家边嗑瓜子边闲聊。我至今还记得，小波的一位同学当时说了一句让我不太舒服的话——有人询问他何时结婚，是否有心仪的对象，他却回答：“至少要比嫂子出色。”那位同学确实比小波英俊，也有才华，但这种言论似乎太过分了。这让我感到不快，原因在于两件事：他比小波更强，他的伴侣也比我更优秀。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我心中，小波无可挑剔，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们的爱情亦是如此。完美意味着没有更完美的，怎么还能有超越的呢？幸好我并非心胸狭隘之人，否则真的会和他争执起来。
那时，这伙人的思维走向和小波在班级中的印象，得到了一个侧面佐证：当他的同学们得知他的妻子是一名“女共产党员”时，无不惊愕，难以置信。这反映出，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小波堪称一个标新立异者，竟然迎娶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这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却不知，我们二人竟然是彼此的“精神支柱”。恋爱期间，我曾对小波吐露心声，感觉他就像我的“精神支柱”。因为他家在“三反”运动期间遭受了不公，他的父亲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导致亲友纷纷避之不及，甚至在路上相遇也假装不识（这成为了小波创作《寻找无双》的心理根源）。他年纪轻轻就体会到了世态的冷漠。而我家境相对顺利，未遭受类似的不幸，这份经历让我深感痛心。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称我为他的“内心良知”。这究竟是如何得出的结论呢？原来，在我身上体现的是对社会的积极态度，我坚信共产党领导下，穷苦人民推翻了富人的统治，建立了公平正义的社会。尽管他的父亲曾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本人身为资深革命者，曾是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与我的父母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自然对中国革命持肯定态度。尽管腐败现象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1949年共产党建立的确实是人人平等、无剥削压迫的社会。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任何社会问题和个人遭遇都无法掩盖。因此，他将我视为“良心”，对我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不介意。纵然有人入党仅为了追求权力，甚至贪污腐败，但也不能忽视那些出于理想主义，心地善良的人。小波深知我属于后者，这才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他先是通过了初试，但在复试中被淘汰。关于被淘汰的原因，小波并未详细说明，但隐约记得复试老师问他最喜欢哪位戏剧家，小波回答是萧伯纳，并未提及中国戏剧家。后来结识了戏剧学院毕业的史航，他透露在戏剧学院，萧伯纳被视为禁忌，受到排斥，原因不明。小波提及萧伯纳的名字时，他的被拒已是必然，无需其他理由。后来，小波在杂文中讽刺郭鲁茅巴，或许正是为了宣泄他在报考戏剧学院时的不满。然而，如果当初小波就读于戏剧学院，可能会被文学理论困扰，或许中国就会失去一位独具特色的小说家。这真是一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经历。
在小波就读大学期间，他寄宿于海淀区的人民大学校园，而我则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工作，同样住在那里，每周仅有一次机会相会。那时的热恋让我们饱受相思之苦，其程度之深，不言而喻。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们通过书信频繁交流，那些以五线谱为背景的情书，也在无意间为我们积累了众多信件，成为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生动写照。
风格犹如灵魂的自然流露。换言之，个体的风格即其灵魂之镜像，其笔触亦是其灵魂不自觉的显现。此风格非后天所学，亦无法人为更改。——李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