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应周恩来同志的举荐，廖承志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远赴香港，肩负起“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重任。在这段时光里，廖承志以香港“八办”为据点，多方斡旋，勤勉工作，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与各方抗日力量保持紧密联系。经不懈努力，终与当地政府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共识，在“既斗争又联合”的策略下，为抗日战争贡献了独到之力。
01 香港“八办”主任人选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逐步南侵。随着平津沪宁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锁，香港逐渐成为中国当时对外联络的主要渠道。而日军的步步蚕食、鲸吞与侵占，也对当时的港英政府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这一转变促使港英政府对香港民众运动的态度逐渐从原先的强硬高压转向了一种“半睁半闭”的宽容姿态。周恩来对此变化洞若观火，结合香港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复杂的政治环境，果断决策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岁末，周恩来访问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并向其提议设立八路军驻香港的办事处。卡尔欣然应允了周总理的请求，随即向英国外交部发出了相应的电报。英国政府采纳了卡尔的提议，并向港英政府发出电报，协助中共在香港秘密设立“八办”。为更高效地推进港英政府的工作，周恩来毅然向中央举荐廖承志出任香港“八办”主任一职。
廖承志，图自网络
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乃中国国民党之元老，与母亲何香凝并称为该党的重要人物。廖承志早年求学、生活以及投身革命的历程，足迹遍布日本、中国香港、德国、法国和苏联等多个国家和地区。1928年春，正值留日岁月，他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深造。然而，因持续投身于爱国活动，他不幸被日本政府拘捕，并最终被迫离境。
1928年8月，廖承志正式踏入中国共产党的大门。同年11月，党组织派遣他赴德国，并使其顺利加入德国共产党。翌年，瞿秋白委派他前往德国汉堡，领导那里的中国海员运动，期间他身兼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支委及书记之职。廖承志还积极参与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的活动，足迹遍及荷兰、比利时，致力于推动中国海员运动的蓬勃发展。1930年夏季，他赴莫斯科出席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廖承志投身于长征的伟大征程，于1936年12月抵达陕北保安。次年1月，随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并随即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一职。
周总理的这一决策，实乃深思熟虑之结果。廖承志先生的双亲，昔日均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而他外公之家，昔日更是香港的上流世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人脉，并与港英政府有着不俗的交往。根据廖承志侄女李湄的回忆记载：“我外祖母（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的出生地位于香港的荷李活道……她的父亲何炳恒在香港的摩罗上街购置了一整排宅邸，其中1号、3号、5号房屋紧邻海边，这些物业几乎占据了街道的一半。”廖承志亦因其在海外积累了丰富的学习与工作经历，使得他在香港这样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中与外国人士交流交往更加得心应手。
02 毛泽东交代任务
1937年10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亲切地邀请廖承志前来，亲自向他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他希望廖承志能够凭借其特有的便利条件，在香港设立香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毛泽东曾对廖承志言：“我国抗日正处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战时物资严重匮乏，迫切需要海外华侨踊跃捐献，以支援抗战。这也是为何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具有重要意义的根本所在。”周恩来同志慧眼识才，选中了你，我亦举双手赞同！你在国民党阵营中拥有众多友人，务必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紧密团结中间力量，拓宽统一战线，共同推进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廖承志欣然接受了党组织赋予的重任，于1938年伊始踏足香港，与潘汉年、吴有恒、连贯、张唯一、李少石、廖梦醒等同仁汇聚一堂，齐心协力筹备成立半公开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他们在皇后大道18号沿街觅得一处宽敞的居所，门楣上高悬“粤华公司”的横幅，店内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中国名茶，以此作为茶叶批发的幌子。
在廖承志、潘汉年的领导下，本人以廖承志秘书的身份公开活动，专司具体事务的处理。此室以屏风为界，屏风之前为店面，屏风之后则是潘汉年、廖承志、连贯等人士洽谈业务、接待知名爱国华侨及外籍友人的场所。
连贯 图源：网络
香港“八办”三大任务：一是积极对外传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理念与政策；二是将海外华侨及各国友人慷慨捐赠的物资分拨至各个抗日根据地；三是及时搜集并整理国际形势的最新动态，以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审慎参考。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深切期望，廖承志深知自己肩负重任，迅速投身于纷繁复杂的事务之中，全力推进对港英政府的宣传与统战工作。直至1942年2月香港沦陷，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方才宣告撤销。
03 既斗争，又联合
禁止拍照及赠送照片，严禁与亲友、同窗、故交通信往来，并指导大家学习隐蔽斗争的策略。
不久，受欧洲战事的波及，英国对日本采取了更为妥协的策略。 港英当局据此也限制中共在港文化活动，对抗日宣传严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敌”、“汉奸”字样的文章一律不准见诸报端。 廖承志深谙斗争与统战策略的巧妙融合，他不仅勇于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积极与港英政府进行沟通，强化与香港警察总监的联系，并全力营救被捕的进步力量。
1939年三月，面对日本的施压，港英警署以“煽动民众损害日英关系”的罪名，派遣便衣侦探封锁了“粤华公司”，并将连贯等人逮捕并予以拘押。此事件发生后，廖承志一方面向港督杨慕琦提出严正抗议，另一方面紧急向周恩来发电报告实情。
于重庆，周恩来得知事件始末后，即刻会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对其详尽阐述了香港“粤华公司”搜捕事件的经过；而身处香港的廖承志，则亲自前往港英警署展开交涉。他态度严肃地指出：“粤华公司乃依据中英两国达成的协议正式成立。然而，贵方在未予任何事先通知或联系的情况下，竟然擅自开展此次突如其来的搜查，并带走我方五位员工。此行为明显违反了双方协议，严重损害了中英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实乃一种粗鲁无礼之举。”
在周恩来总理与英国驻华大使进行交涉的努力下，加之廖承志在香港的积极运作，连贯等人终于重获自由。此外，香港警察总监亦曾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声明：过去一年，香港共产党积极活跃，然而他们的主要行动并非反英，而是投身于广泛的募捐救国事业。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严格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规，未曾有违法之举。因此，香港政府并未对他们进行任何干预。
04 与港英抗日合作
1941年，日军“南进”的迹象愈发显著，英日之间的冲突在香港一触即发，战事似乎不可避免。港英政府对于廖承志所率领的“八办”在香港进行的抗日斗争，采取了暗中协助的立场，并积极寻求与我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途径。1941年十月，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积极寻求与香港“八办”所领的游击队展开抗日合作谈判。当时，英远东军司令部更是主动派遣代表，与负责香港“八办”事务的廖承志进行协商。
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指导下，廖承志同志与英远东军司令部展开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谈判。廖在向中央发出的三次电报（1941年10月25日、11月14日、12月7日）中，详尽地述说了他与远东英军就合作抗日事宜的交涉过程。英国方面提出，要求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冯白驹所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总队对日军在海南的机场进行破坏，所需炸药将由英军提供；同时，为了促进冯部游击战力的提升，英国同意供应驳壳枪和轻机枪；此外，英方还同意冯部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但希望中共方面不要利用该处进行常规活动。
1941年12月8日，为深入推进南进战略、全面摧毁援华通道、迫使我国屈服，日军在秘密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之际，亦对香港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英国与日本成为公开的敌对方，英国对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也更加积极，港英政府努力寻求加强与中共抗日力量的军事合作。
1942年12月12日，在日军猛烈进攻的严峻形势下，香港总督杨慕琦委托澳大利亚籍英国记者贝特兰联络中共代表廖承志，提议港英政府与香港“八办”代表举行会晤，共同商讨联合防御港九的对策。翌日，中共代表廖承志、乔冠华、夏衍与港英政府代表辅政司金逊以及贝特兰进行了会面。廖承志等人提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愿意与驻港英军、加拿大军队携手共守港九，但港英当局需提供必需的武器和弹药。金逊当场答应，将立即向港督汇报，并尽可能满足中国游击队的请求。然而，由于日军攻势猛烈，港英当局不久后便选择投降，使得这一合作计划未能得到具体落实。
廖承志在港“八办”期间，与港英当局的互动与交流，对于英国政府与中共关系的良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同时，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抗战后期港九游击队与英军服务团之间协作关系的深化。在1942年1月，数支派遣至港九地区的武装工作队整合成了一支名为港九大队的统一力量，大队成员总数超过600人。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港九大队特别设立了国际工作小组，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活动。
鉴于港九地区地域狭窄、空间有限、城镇密集的特点，港九大队充分发挥短枪队伍的高机动性优势，积极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频繁开展小规模、巧妙作战，从而促进了城市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