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正值大年初三，天空依旧保持晴朗。当天，七千余位中共官员再次乘坐在宽敞的客运大巴上，向着人民大会堂的方向汇聚。彼时的北京街头，车辆稀少，众多车辆齐向一个方向驶去，引发了众多市民的驻足和瞩目。下午四点半，会议正式拉开序幕，主持人毛泽东的话语简练至极：“会议开始，请周恩来同志发言。”
周恩来，浙江绍兴人，中等身材，给人一种儒雅干练的印象。历史上看，他曾有机会做中共的第一把手，但他没有做。人说，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也许是地方文化使然，周恩来始终把自己摆在辅佐者的位置。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地位显赫非同一般。周恩来开篇便表态说：“各位同志，我毫无保留地赞同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报告，以及主席及各位政治局常委同志的重要发言。”
与会者逐渐察觉，周恩来同志手中并无那份厚重的讲稿，而是仅仅握着一纸简明的讲话提纲。以提纲代之进行大会演讲，成为此次七千人大会的独特一景。
在会议筹备阶段，毛泽东曾建议中央常委成员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然而，他并未明确指出具体应阐述的内容，亦未展开讨论或作出安排。最终，除了刘少奇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外，其他成员（包括刘少奇本人）均依照既定的讲话提纲进行大会发言。即便有人提前准备好了发言稿，也并未派上用场。例如，林彪便将事先准备的材料弃之一旁，转而即兴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朱德事先准备了两个讲稿，并广泛征求了意见，但最终还是撤回了，改以临时内容发言。毛泽东甚至没有设定讲话提纲。唯有陈云与众不同，他并未发表讲话。毛泽东曾邀请陈云在大会上发言，但陈云以缺乏信心为由婉拒了这一请求。
此种现象，在党的历史长河中实属罕见。这至少揭示了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七千人大会系临时提议召开，筹备工作仅得两个月时间，相对而言显得较为仓促。例如，刘少奇所撰写的书面报告，在提交给毛泽东审阅之际，距离大会正式召开仅有短短一两天的时间，以至于毛泽东的任何意见都无法得到充分的讨论与修改。
其次，本次大会汇聚了众多经验总结，与会者思想活跃，相互激荡，彼此启发，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颖的观点。这种“动态”的特质，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颇有相似之处。在那次会议上，大家勇于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新观点、新提议层出不穷。因此，众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往往是在大会新形势下的即兴之作。
2月7日，标志着七千人大会的终章。周恩来同志手持讲稿，从容不迫地发表演说，连续两个多小时未曾停歇。
首先，是对立场和态度的明确表达；其次，是对中央政府责任的分担，代表国务院及其个人进行自我批评；最后，则是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挑战，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措施。
首要任务是明确一个关乎思想统一的关键议题，即对近年来的工作成果及“三面红旗”问题的看法。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言道：
近几年来，在“三面红旗”的引领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成绩不仅伟大，更是至关重要的；而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则相对次要，处于次要地位。
“三面红旗”，历经实践检验，业已证明其正确性。纵观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长河，未来必将进一步彰显“三面红旗”的正确与辉煌。尽管我们存在诸多不足与失误，但这些均属于执行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非“三面红旗”本身之过。事实上，这些缺点与错误，正是由于背离了总路线所确立的正确方针，违背了毛主席诸多宝贵、切合实际且具有远见的意见所致。
周恩来在这段表述中，主要借鉴了刘少奇所撰书面报告的内容。而在第二段中，不难察觉他有意与毛泽东保持步调一致，以维护毛泽东的公众形象。
周恩来与林彪的讲话风格有着显著的差异。林彪以充沛的热情为“三面红旗”进行辩护，并坚定地宣称“毛主席的思想始终是正确的”。相较之下，周恩来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种有条不紊的表态。他提及的不足与错误，恰恰表明“是由于违背了毛主席众多宝贵、符合实际且富有远见的观点才导致的”，这也似乎暗示毛泽东本人偶尔也会出现不符合实际或缺乏远见的观点。作为外交领域的大师，周恩来的话语中透露出几分外交辞令的风采。在对比之下，刘少奇表现得坦率直白，邓小平则选择了回避提及“三面红旗”的策略，而周恩来则显得中立而公正。
周恩来素以严谨自律著称，敢于正视并改正错误，勇于承担个人责任。在此次会议上，他的这一特质表现得尤为显著。在经济领域，尽管他的造诣不及陈云深厚，然而自建国以来，作为国务院总理，他始终身居工作前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速度的风潮， 周恩来曾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泄了6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性的错误，为此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周恩来内心的感受无疑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他对这一运动抱有疑虑；另一方面，他也被民众的热情所激发和感染。此外，巨大的政治压力也让他不得不有所妥协。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后，加深了他对自己的自责。他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做自我批评说：
中央层面对于不足与失误，国务院及其下设的各个综合性委员会、各类综合部门以及各部委，肩负着至关重要的责任。诸多国家规划与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均需由政府部门提交中央审核并获批准。而某些政策性文件，未经中央的审核与批准，便由各部门自行发布，这种做法显然是缺乏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分散主义行径。
计划中对产量的高估、指标的设定过高、变化频繁、缺口巨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度且分散，以及那些不切实际、过于急功近利的大规模投资和活动，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均需承担相应责任。
在代表国务院进行自我批评之际，周恩来总理亦对个人所犯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他并未笼统地提及“我有责任”之类的言辞，而是具体列举了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他坦言，自己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是：
农业年产量增长若超过10%则视为跃进，若超过15%则定义为大跃进，而超过20%则被视为特大跃进；同样，工业年产量增长若超过20%即达到跃进水平，超过25%则归类为大跃进，而超过30%则定义为特大跃进。
另一个失误在于：1958年6月2日，他领衔草拟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提出将轻工业下放比例高达98.5%，重工业下放比例达到96%。这一举措过度分散权力，成为滋生分散主义思想的根源之一。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各自为政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坦言，这些问题他将在即将于3月举行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出适当的说明，这是他的责任所在，必须予以澄清。
毛泽东心中明了。对周检讨所提及的两个错误，实则并非他的独创，众人均有份参与其中。插话道：“交代一次即可。”
这正是周总理的风范。在中央七大常委中，周恩来如此独树一帜，将责任主动承担，进行深刻而具体的自我批评，实属罕见。他的发言令众多人深受触动，有人甚至戏言，今后再接受批评也将感到舒畅无比。
回顾周恩来首次提及错误的时间节点，恰逢1959年庐山会议落幕之际。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便已洞察到“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并着手思考调整经济指标。然而，在会议结束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迅速将冶金部副部长袁宝华、国家计委的安志文召回庐山，重新审视钢材产量问题。同时，他还向各部部长传达了关于彭德怀问题性质、主席的表态以及政治局的意见等。正如袁宝华所言，周恩来此举意在提醒众人避免犯下错误。或许正是为了避免此类错误，庐山会议结束仅十天之后，即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便根据中央的讨论结果，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新的跃进标准。
从周恩来讲的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来看，确实有点天方夜谭，按这样的标准部署经济工作，只能带来更大的浮夸和瞎指挥。类似这样的错误，恐怕不止周恩来一人，但只有他当着全党的面，揭自己的短。 心地坦率可见。
有问题要问。周恩来明明已知目标设定得过高，却为何依旧如此公布？袁宝华说：泰山压顶，真难顶！
这是当年的情况。
一是工作中的不足与失误已得到修正或正在修正中；二是多年实践经验的积累，让我们逐步领悟到一些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是农村形势已现改善，工业生产下降的趋势也基本遏制；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已揭开过往失误的遮掩，摒弃了迷信，达成了共识，并从中汲取了宝贵经验。
尽管我们已度过最艰难的阶段，且已纠正或正纠正过去的不足，但为何仍言国民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这主要是因为三年灾害的深远影响及一系列工作中的失误所引发的困境，尚需时日才能彻底解决；在工农业生产领域，部分领域甚至遭受了严重破坏，经济复苏才刚刚起步，要恢复并提升生产水平，还需一段时间的努力。
此处，周恩来深刻揭示了中央对形势看似矛盾的分析。实则，他向全党传达了一条信息：我们充满希望（最艰难的时期已然渡过），然而亦需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仍面临严峻的挑战（形势依旧复杂）。他将毛泽东对形势的评估与判断，以辩证且合乎情理的方式逐一阐明，使得听众难以不为之信服。世人常言，周恩来乃毛泽东之得力助手，所谓“毛泽东言之，周恩来行之”。毛泽东的言语，需待周恩来加以润色与施行。由此，似乎可见周恩来在贯彻毛泽东意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技艺。难怪蒋介石也曾对毛泽东身边拥有周恩来这样的人才心生艳羡。
具体面临哪些挑战？刘少奇在口头汇报中提及了诸多，而周恩来在发言中则详细地逐一列举。他提到：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生产能力的下降以及物资供应的短缺。农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导致民众在食品、衣物和日常用品方面的需求难以满足，市场供应压力巨大。工业生产、原材料、制造材料以及燃料的供应均显不足，众多工厂不得不处于半停产甚至完全停工的状态，大约三分之一的企事业单位陷入亏损的困境。经济上的这些难题在财政上得到了体现，表现为最近两年财政连续出现赤字。
周恩来明确指出，当前市场上供应最为紧张的商品首当其冲为粮食、棉花、煤炭以及木材，尤其是粮食问题尤为突出。
由于粮食连续几年减产，我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粮食危机，各省市几乎每日都在向中央政府紧急汇报。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指出，北京的粮食储备仅能维持七天，天津则勉强支撑十天，上海的大米库存几乎告罄，辽宁十个城市的粮食储备也仅够销售八九天。这无疑成为了建国以来让中央领导最为焦虑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几个大城市中的上百万市民纷纷排队购买粮食，而粮店却无粮可售，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
周恩来焦虑万分，饭食难进，夜不能寐。为了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他亲自拨通各省市电话，甚至亲临现场，语气和缓地恳请各地展现大义，支援中央。情急之下，他也不得不语气严厉地阐明利弊关系；有时，他更是以幽默的姿态，巧妙地“诱”取粮食。
周总理曾莅临江西，当地省委领导设宴款待。刘俊秀省长举杯敬酒，周总理举杯回应，却提出一个独特的条件：每饮一杯酒，便额外调拨一亿斤粮食。若连续三杯，便是三亿斤。面对此提议，刘俊秀顿时感到压力重重。周总理解释称，经过调查，江西的粮食储备相对充足，虽不及晋、冀、鲁、豫等地缺粮严重，但增加三亿斤粮食虽有一定难度，仍属可行。在无奈之下，刘俊秀只得同意。这一杯酒，竟等价于一亿斤粮食，堪称世上最昂贵的酒。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周总理想方设法在各省市间调配粮食，因而赢得了“粮食调度总指挥”的美誉。
近年以来，我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粮食问题都成为了沉重的负担。粮食问题反复出现，其他重要事务往往被忽视。大量民众因粮食短缺而患上水肿病，更有甚者因饥饿而离世。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再到党的各级干部，面对如此境况，又怎能安心？我国人口众多，达6亿之巨，若基本粮食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其他建设事宜又如何能够展开。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正是为了应对粮食危机，因此在会上，周恩来反复强调粮食问题，并想方设法克服危机。
当时我国正面临严峻的粮食危机，然而这一状况并未对外界有任何透露，无论是报纸上还是其他媒体，均未出现一字一句的相关报道。国际社会对此只能凭借猜测，揣测我国是否已陷入粮食危机。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向在场的各级地方官员坦诚布公，详细核算了各项数据。他明确指出：
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原粮的平均年产量约为3600亿斤。而全国农民的年均口粮需求则超过了400斤原粮。然而，到了1961年，粮食总产量下降至大约2800亿斤，导致全国农民的平均口粮降至约300斤原粮。多数省份和地区的农民口粮甚至不足300斤。
粮食储备正急剧减少，与此同时，城镇人口自1957年以来已激增超过3000万，粮食销量相应增长约100亿斤。即便1961年通过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人，1962年仍面临约100亿斤的粮食缺口，以支撑现有城镇人口的生存需求。
与会人员此刻均屏息敛气。以往他们关注的仅限于县域、区域、省级乃至大区层面，而如今，他们得知的是全国性的状况。显然，全国形势实属严峻。周恩来总理接着阐述，面对粮食危机，我们应如何应对呢？
首先，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征购量？这似乎不太现实。鉴于当前征购比例已经较高，……若过度征购，将可能加大未来农业复苏的难度，拖长恢复期。然而，为确保国家基本需求，上述征购数额亦不宜再降低。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若进一步减少征购，恐怕只能考虑解散城市，让所有人返回农村。
其次，关于是否能够进一步降低城市的供应标准，我的看法是，恐怕亦不可行。鉴于当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然有所下降，若继续下调标准，恐难以为继。
第三点，是否考虑适当增加粮食进口量？回顾1961年，我们已进口了500万吨粮食，当时的压力已相当大。今年计划进口量为400万吨，但目前粮食的供应渠道及所需的外汇尚未全部确定。
面对诸多限制，究竟如何攻克难关？周恩来指出：“关键在于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提出的精简机构、厉行节约的策略。”具体而言，周恩来提出了以下八点措施：
首先，我们必须坚决精简机构设置，控制城镇人口规模，精简职工队伍，并减少粮食供应。在1962年上半年，我们需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目标为700万人，其中职工减少500万人。完成上半年的精减目标后，下半年还需制定新的精减计划。这一举措是克服当前困难的关键一招，也是调整工作布局的重要环节。
第二，增粮、棉、油产量。
第三，着力提升工业生产规模，首要任务是扩大可供市场供应的工业品产量，与此同时，确保煤炭、木材、矿产及运输任务的圆满完成。
第四，压缩基建计划，坚决取消。
第五，我们必须确保清仓核资工作实现统一性、全面性、彻底性和合理性。
第六，众人齐心协力，力主走“正途”，抵制“旁门左道”，致力于优化市场供应，力求实现财政收支的均衡。
第七、确保偿债，全力履行国际责任。
第八、树立新秩序，营造新风气。
周恩来强调：
紧抓这八项关键任务，圆满完成它们，方能跨越难关，确保1962年以调整为核心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同时也将为达成十年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的有利基础。
当时为改变局势所采取的八项举措，今日审视或许显得略显保守，力度不够，缺乏活力。然而，在那个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束缚思想的时代，这样的做法已是极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八项举措中有六项是直面问题、不容回避的具体行动，并未涉及反对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尽管有人指出其中包含反对“开后门”的内容，但实际上，这里的“开后门”主要指的是一些省份试图通过关系网争取中央更多财政拨款，从而扰乱中央财政平衡。由此可见，即便在生活极为艰难的时期，党的干部依然保持了良好的作风，经受住了考验。
周总理的报告不仅使与会者深刻洞察了当前的局势，真实地把握了全国粮食状况以及中央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清晰地指出了应对困难的具体策略，这些策略具有较强的可执行性。会议结束后，这八项工作任务均得以顺利推进。至1963年年底，粮食形势实现了根本性的好转。
在讲话即将落幕之际，周恩来向在场的每一位与会者表达了深切的期望。他言道：
同志们，刘少奇同志在书面报告的结语中强调，我们不仅需投身于建设事业，更应秉持毛主席在七大时期所倡导的愚公移山精神。此精神要求我们既要怀抱宏伟志向，亦需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奋发图强，亦须立足于实际情况，贯彻群众路线。我们务必勤勉谨慎，不懈努力，脚踏实地，逐步推进实际工作，逐一解决实际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言，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不断进步，追求卓越。
在周恩来发言结束后，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随后，毛泽东宣布：“本次会议至此闭幕。”然而，他补充道，次日仍将保留一天时间，以便各省代表能够就一些未了事宜进行深入讨论。次日将举行一场小型会议，届时将邀请省级干部参与。待明日会议结束后，各位代表便可启程返家，回归各自的岗位。
毛泽东总结道：“此次会议召开得甚为成功，至此，会议圆满结束，各位可以散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