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点，刚果（金）卢本巴希以南120公里的雨林深处，我缩在集装箱改成的宿舍里发抖。体温计显示的数字是39.5度，这不是普通的感冒，是进场三个月后的第三次疟疾。桌上的卫星电话只剩一格信号，手里攥着那张还没寄出去的工资单：月薪18000人民币。

就在10小时前，我还因为那是条价值2亿美元的矿山公路沾沾自喜，觉得我们是改变非洲的英雄。

回国休假这几天，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基建狂魔”视频，BGM燃到爆炸，弹幕里全是“厉害了我的国”。

我却只感到背脊发凉。

别误会，路是我们修的，桥是我们架的，这没错。但视频里那是特效，是宏大叙事。真实的非洲基建现场，没有BGM，只有泥浆、疟原虫、AK47的枪声，以及无数次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的崩溃。

你以为我们是带着高科技设备去降维打击的。

结果，非洲大陆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告诉我们：在这里，你的技术标准，有时候就是张废纸。

老张的红土：你没听错，路是会“吃”人的

还没见到老张之前，我就听说过他的传说。他是项目上的老测量员，在非洲干了十年，皮肤晒的比当地人还黑，只有牙齿那一圈是白的。

见到他那天，是在一段刚铺好路基的工地上。

那时候是旱季，刚果（金）的太阳毒辣的像要把人的头皮烤化。老张蹲在路边，手里的对讲机滋滋作响。他指着脚下的红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这土不对。”老张说。

我是新来的技术员，拿着图纸跟他杠：“实验室数据都合格了，压实度96%，怎么不对？”

老张没理我，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你闻闻，这土里有股腥味。”

我不信邪。我是科班出身，相信数据。老张是野路子，相信直觉。

三天后，一场暴雨教我做人。

那不是我们在国内见过的雨。那是天漏了。雨水像瀑布一样砸下来，能见度不到5米。

我们眼睁睁看着那段压实度96%的路基，在半小时内变成了一滩烂泥。

一台几十吨重的压路机，就像陷进沼泽的一块饼干，慢慢的往下沉。司机吓的脸都白了，连滚带爬的跳车逃命。

那一刻，我的脑子短路了。

图纸上画的排水沟，在这个降雨量面前，就是个笑话。所谓的“中国标准”，面对非洲这种狂野的地质和气候，显得那么脆弱。

老张披着雨衣过来，雨水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淌，像断了线的珠子。他递给我一根烟，虽然点不着。

“这就是非洲。”他在雷声里冲我喊，“在这里修路，是在跟老天爷抢饭吃。它心情好，让你修两米；心情不好，一口给你吞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红土遇水就化，那种粘性极强的泥巴，能死死的裹住轮胎，把越野车吸住动弹不得。我们引以为傲的大型机械，进了雨林，很多时候还没几个人力管用。

在这个满是烂泥的作业面上，我第一次对自己学的土木工程产生了怀疑。我们不是狂魔，我们只是在泥潭里挣扎的蚂蚁。

[image-African worker pushing stuck truck in deep mud, landscape]

穆萨的逻辑：为什么发了工资就消失

修路最难的不是土，是人。

在项目部，穆萨是我的“死对头”。他是当地工人的工头，三十多岁，穿着一件不知道倒了几手的切尔西球衣，脚上永远是一双人字拖。

我们的冲突，永远爆发在发薪日。

国内的逻辑是：多劳多得，攒钱，盖房，娶媳妇。

穆萨的逻辑是：今天有钱了，为什么要工作？

那是路面铺油的关键期，工期紧的要命。发薪日下午，我把一摞厚厚的刚果法郎发到穆萨手里。千叮咛万嘱咐：“明天早上6点，全员到岗，哪怕下刀子也要来。”

穆萨数着钱，笑的一脸灿烂，露出雪白的牙齿：“Yes boss, no problem boss.”

第二天早上6点，工地上一片死寂。

除了几个中国师傅，那五十个当地工人，一个都没来。

我整个人都僵了。沥青拌合站已经烧热了，几十万的材料等着进场，人没了？

我开着皮卡冲进附近的村子抓人。

在一棵大芒果树下，我找到了穆萨。这哥们正躺在树荫里，旁边放着两瓶廉价啤酒，音响里放着震耳欲聋的非洲土嗨音乐，整个人扭的像条蛇。

看到我气急败坏的冲过来，他一点不慌，甚至举起啤酒瓶冲我致意。

“穆萨！你疯了吗？工期怎么办？

”我吼的嗓子都破了。

穆萨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一脸无辜的看着我：“Boss，我有钱了啊。我有钱买酒，买木薯粉，为什么还要去晒太阳？”

“但钱会花完的！”

“那就是花完以后的事了。”他理直气壮。

那一刻，我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包围。我们带着工业文明的焦虑和效率来到这里，试图把他们卷进现代化的传送带。

但穆萨用一瓶啤酒就击碎了我的优越感。

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未来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下是真实的。这一秒快乐，就是真快乐。

存钱？那是对上帝的不信任。

如果你以为这是懒，那你就错了。

后来有一次，工地边上的村子着火。穆萨带着那帮“懒鬼”，二话不说冲进火场救人。他们用最原始的水桶传递，在高温里坚持了四个小时，好几个人皮都被烫掉了，没要一分钱报酬。

事后我问穆萨：“这不比干活累？”

穆萨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太懂的深沉：“那是我的邻居。这是生活（This is life）。”

在非洲修路，最残酷的不是身体的累，是认知的撕裂。你得接受，你的“勤劳致富”在这里可能是个笑话。你也得承认，他们在某些我们也说不清的地方，活的比我们通透。

小刘的崩溃：比疟疾更可怕的是孤独

如果说身体的苦能忍，那精神上的折磨能让人发疯。

小刘是和我一批来的实习生，00后，白白净净，来之前只想着赚汇率差，那是“两倍工资”啊。

但这笔钱，是有代价的。而代价，是与世界的失联。

我们的营地在一片荒原上。这里没有4G，没有Wifi，甚至连2G信号都要看风向。

对于一个手机长在手上的年轻人来说，这比坐牢还难受。

有一天晚上，发电机坏了。整个营地陷入绝对的黑暗。周围只有不知名野兽的叫声，和草丛里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打着手电筒去找小刘，想问他借点蚊香。推开门，我看到他坐在床边，对着手机发呆。

屏幕是黑的。

“干嘛呢？”我问。

小刘抬起头，满脸全是泪水。

“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他声音轻的像蚊子叫，“三天前发的微信，我刚才跑到后山山顶才收到。我想回个电话，信号又断了。现在，她应该已经把我拉黑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就是代价。

在这里，你的社交圈会被压缩到极致。每天面对的，就是那几张看了几个月的老脸。话题从国家大事聊到隔壁老王的八卦，最后实在没话聊了，就蹲在一起看地上的蚂蚁搬家。

这种孤独是物理性质的。它像水一样，无孔不入的渗进你的毛孔。

更要命的是安全感。

工地附近不太平。有一次，我和小刘去在建的桥梁巡查。路边的草丛里突然窜出来几个拿着AK47的人。

那一秒，我的心脏真的停跳了。

他们没开枪，只是把我们的皮卡拦下来，要走了我们的手机和身上所有的现金，连小刘脚上的耐克鞋都扒走了。

等那些人走了，小刘光着脚站在烫脚的沥青路面上，整个人都在抖。

“哥，我想回家。”他哭着说，“这钱我不赚了，我想回家喝奶茶，我想打王者荣耀。”

那天之后，小刘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抱怨饭菜难吃，也不再挑剔洗澡水是黄泥汤。他每天拼命干活，只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在这里修路，是在透支你的青春和情绪。每一公里的路面下，都埋着无数个深夜的崩溃和想家的眼泪。

结尾：行动的定格

项目完工离开的那天清晨，雾气很大。

我和穆萨告别。他依然穿着那件破旧的切尔西球衣，站在刚画好标线的公路上，显得有些局促。

这条路，是我们吵了无数次架，斗了无数次智，甚至差点打起来才修好的。现在，它像一条黑色的丝带，平整的延伸进雨林深处。

我把一直舍不得抽的一条中华烟，还有我的一双备用劳保鞋，塞进了穆萨的手里。

“Boss, you go?” 他问我。

“Go.” 我点点头。

穆萨没说谢谢，也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热泪盈眶。他只是看了看手里的鞋，试着穿了一下，不太合脚，但他还是很开心的笑了。

车子启动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过去。穆萨穿着那双大一号的劳保鞋，手里夹着中华烟，正学着我平时的样子，指挥着几个小孩在路边摆摊卖芒果。

汽车开上我们亲手修的路，平稳的不可思议。没有颠簸，没有泥泞。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也许穆萨还是会发了钱就不干活，也许雨林还是会试图吞噬这条路。

但我知道，至少以后村里人生病，救护车不用再在泥坑里趴窝了。

我关上车窗，把那些艰辛、争吵和疟疾的记忆，全部甩在了身后。

文章结束

旅游出行Tips：

1. 疫苗是保命符：去非洲前，黄热病疫苗（小黄本）是强制的。强烈建议额外接种霍乱、伤寒、甲肝疫苗。到了当地，疟疾药（青蒿素类）必须随身带，一旦发烧立刻吃药，别硬扛，非洲的疟疾能在一周内要人命。

2. 现金为王，美元硬通：在很多基建落后的非洲国家，电子支付普及率极低。出门必须带现金，最好是2009年以后版本的小额美金（10刀、20刀），太旧或大面额的有时候当地人不收。3. 防蚊是第一要务：不要迷信花露水，要买含DEET（避蚊胺）浓度30%以上的驱蚊喷雾。

睡觉必须挂蚊帐，长袖长裤是标配，被叮一口的代价可能就是在大医院躺半个月。4. 关于饮水：绝对、绝对不要喝生水，也不要喝加冰的饮料（冰块通常是生水做的）。刷牙最好都用瓶装矿泉水。

肠胃药和止泻药（蒙脱石散）要按“把饭当药吃”的量准备。5. 拍照要谨慎：在许多非洲国家，对着政府大楼、桥梁、机场、军警拍照是违法的，可能会被没收设备甚至拘留。看到穿制服的，先把相机盖子盖上。

6. 尊重当地节奏：如果遇到服务员上菜慢、办事效率低，千万别发火。那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催促通常不会加快速度，只会换来一个无奈的耸肩。

7. 无论多热，别光脚：在野外或工地附近，红火蚁、沙蚤（钻进脚底板产卵）非常常见。一双厚底的靴子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一个关于汗水、孤独、疾病与钢铁意志的故事。当我们坐在空调房里，看着短视频里几十秒就能架起一座桥、铺通一条路的“基建狂魔”混剪视频热血沸腾时，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无数中国工程师和工人正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以下是文章全文：

别再说中国基建狂魔了，在非洲修路的艰辛没人知道

“基建狂魔”，这个听起来带着几分霸气、几分调侃的网络热词，似乎已经成为了这一代中国建设者的代名词。在互联网的语境里，它意味着神迹般的速度、不可思议的工程体量和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豪迈。

但这四个字，太轻了。轻得甚至掩盖了那背后沉重的血肉之躯和无数个咬牙坚持的日日夜夜。如果你真正走进非洲的施工现场，你会发现，这里没有什么拥有超能力的“狂魔”，只有一群在一无所有的荒原上，与天斗、与地斗、与命斗的普通人。

一、 拿命去换的“第一公里”

在非洲修路，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原始而残酷的自然环境。

很多人对非洲的印象是热，但这种热在工地上是被具象化的。在撒哈拉边缘或赤道附近的施工现场，地表温度常年超过50摄氏度。钢筋被晒得滚烫，如果不小心碰到皮肤，瞬间就会烫起一层水泡。

挖掘机的驾驶室里像蒸笼一样，即便装了空调，常常也会因为过热而罢工。工人们脱下的工装，轻轻一拧就能淌下一滩汗水。

比热更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疾病。疟疾，当地华人称为“打摆子”，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摩斯之剑。在这里，几乎没有没得过疟疾的中国筑路人。

在刚果（金）的雨林深处，一位年轻的技术员第一次感染恶性疟疾。高烧40度不退，忽冷忽热，整个人像在冰窖和火炉间反复横跳。因为工地由于地处偏远，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只能靠着备用的青蒿素死扛。

当他终于退烧醒来时，整个人瘦了一整圈，像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而在那里，还有伤寒、霍乱、埃博拉病毒……每一次蚊虫的叮咬，都可能是一次生死的赌博。

二、 在“地质盲区”里绣花

国内修路，地质勘探资料详实，物资供应链完善。而在非洲很多国家，这一切都是奢望。

有些路段位于严重的地质灾害区，甚至是地图上的空白地带。在东非大裂谷边缘修路，地质结构破碎，刚刚平整好的路基，一场暴雨过后可能就发生了沉降或塌方。工人们不得不一次次推倒重来，那种看着心血毁于一旦的无力感，最折磨人的意志。

物资匮乏更是家常便饭。在国内一个电话就能调来的水泥、沥青，在这里可能需要从几千公里外的港口运送，还要穿越战乱区或盗匪横行的地带。为了寻找合格的碎石，勘探队往往要像探险家一样，带着干粮和水，深入无人区跋涉数周。

三、 无法排解的孤独与乡愁

如果说身体的苦还能忍受，精神上的煎熬才是最锋利的刀。

在非洲修路的营地，往往建立在远离城市的荒野。到了晚上，四周漆黑一片，只有发电机的轰鸣声作伴。信号时断时续是常态，想给家里打个视频电话，可能需要爬到十几米高的土坡上找信号。

因为工期紧张和路途遥远，很多工人一去就是两三年。

“孩子出生时我不在，孩子叫爸爸时我只能对着手机屏幕哭。”这是一位老工长的独白。错过了父母的晚年，错过了妻子的守候，错过了孩子的成长，这是每一位海外建设者心中隐秘的伤疤。

每逢春节，国内万家灯火，非洲的工地上却依然机器轰鸣。大家聚在食堂匆匆吃一顿饺子，然后各自回到宿舍，对着远方发呆。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比疟疾更难治愈。

四、 在枪声中作业的勇气

由于部分非洲国家政局不稳，安全问题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某些高风险地区，施工队必须在当地武装警察的护送下才能作业。工地的围墙上拉着通电的铁丝网，门口有持枪的安保人员24小时巡逻。即便如此，遭遇抢劫、骚乱甚至武装袭击的新闻依然时有发生。

曾有在南苏丹的项目部，工人们晚上睡觉从不敢脱衣服，护照和救生包永远放在枕头边，一旦听到枪炮声不对劲，第一时间就要撤进安全屋。这种时刻紧绷神经的心理压力，足以让一个壮汉崩溃。

五、 结语：路是走出来的，也是扛出来的

尽管如此艰难，路，还是修通了。

当一条条宽阔平整的沥青路像黑色的缎带一样穿越丛林、跨越沙漠，连接起一个个村庄和城市时，当地居民载歌载舞，眼里的感激是真挚的。这些路，带去了物流，带去了医疗，带去了希望。

所以，请不要再简单地用“基建狂魔”这个充满娱乐色彩的词汇去概括他们了。这个词太过于强调结果的爽快，而忽略了过程的悲壮。

他们不是不知疲倦的魔鬼，他们是也是血肉之躯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他们是用中国的责任感、用惊人的忍耐力、用汗水甚至生命，在异国他乡的荒原上，一寸一寸地扛起了“中国建造”这块金字招牌。

这是一群平凡而伟大的苦行僧，值得我们所有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