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最近发布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过去五年内，美国的医疗体系在“循环死亡后器官捐献”的掩护下，已经有超过2万人在尚未确认真正死亡的情况下被提前终止生命，仅仅是为了获取器官。

美国的医疗体系长期以来将“脑死亡”视为器官移植的主要标准。所谓脑死亡，是指病人的大脑活动永久停止，技术上已被认为是死亡，而由于社会对于这一标准的接受程度较高并且有法律支持，这一判定标准多年来已趋于常规。

然而，随着器官需求远远超过供给，移植机构逐渐采用了更宽松的标准——循环死亡（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简称DCD）。

DCD的核心在于：患者虽然尚未脑死亡，但医生认为其生命无法挽回，于是与家属协商后拔除生命支持系统，在心跳停止1-2小时内迅速进行器官摘取。

表面看，这是依赖“知情同意和医学判断”的双重保障，但实际情况远比预想的要黑暗。

有护士向媒体曝光，部分病人在拔除呼吸机后仍显现出强烈的求生反应，有些甚至咬住导管、不断挣扎，而医生则迅速按下镇静按钮，待心跳停止后立即进行摘器官手术。在某些情况下，若患者“死亡”不够迅速，器官因缺氧过久被判定为不可用，这整个过程成了悲剧的预演。

这一连串的操作，尽管在法律上难以界定为“谋杀”，但在医学伦理上早已越界。

早在2023年，《华尔街日报》曾揭露一起震惊社会的事件：一名医生被要求对一名尚未死亡、甚至即将康复出院的患者进行器官摘除，当医生拒绝后，该事件被提交到美国国会，并召开了听证会。

然而，除了表面上的“道德谴责”，美国的医疗监管体系并未作出实质性回应。

核心问题在于，美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器官移植不再是慈善行为，而是一项高度商业化的操作。从器官获取机构到移植医院，再到医疗保险及相关商业机构，每一例器官移植都牵涉到庞大的医疗费用、技术分成以及机构评级。

根据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的数据，2024年美国登记的器官等待者超过10万人，而每年能够完成的移植手术不足一半。如此巨大的供需差距催生了整个行业对“可用器官”的巨大渴望。

当监管放松，伦理边界被故意模糊，某些医疗机构便在“是否死亡”的灰色地带开始做起了人命买卖的勾当，而一纸“家属同意书”，在许多情况下成了医生“合法拔管”的挡箭牌。

多名参与DCD过程的医护人员向《纽约时报》表示，他们在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和职业困惑。一位从业12年的护士说：“过去我们总以为是在抢救生命，但现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在安排一场‘尽快死亡’的流程。”

还有一位匿名医生透露，有些病人只需要再多用几个小时的呼吸机，可能就能恢复自主呼吸，但考虑到器官“可用窗口”的限制，他们仍被“安排”尽早死亡，以确保器官的新鲜度。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做法并非孤立事件，在器官移植高频地区如加州、德州和纽约等地，快速判定死亡并迅速摘取器官的流程早已成为行业常规。一些医疗中心甚至制定了标准操作手册，要求患者在撤掉呼吸系统后，“理想死亡时间”不得超过90分钟。

这一涉及器官捐献的伦理危机，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人”的价值判断：当一个人不再具备更多“利用价值”时，是否可以被终止生命？

美国社会在医疗领域不断加强“绩效优先”和“成本控制”的理念。从重症病房的床位分配，到呼吸机使用时限，再到器官使用效率的量化指标，每一步都在推动医疗机构将“资源最优配置”置于“生命尊严”之上。

在DCD模式下，病人的“生”不再具有完整意义，他们被简化为“潜在供体”，生死的界限因此被人为推移。

这不仅仅是技术伦理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对“弱势命运”的态度写照。美国医疗体系长期被批评为“富人看病如购物，穷人看病如赌博”，而DCD的器官来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无家可归者、残障人士和低收入群体，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医疗体系对“弱势生命”的漠视和剥夺。

当一个国家允许“未死者”被视作“可用器官来源”，当医院将“延命”视作浪费，谁能保证，明天在急诊室中被“判定为无可救药”的人，不会是你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