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姚登山重获自由，恢复了当时行政十级的待遇，自此回归了平凡的生活。对于当今的年轻一代，姚登山这个名字或许已较为陌生。但在上世纪60年代的那个年代，他一度名噪一时，因贪婪而丧失理智，自称“造反派”及“革命领导干部”，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一颗熠熠生辉的政治新星。在共和国的外交舞台上，他曾有过一段令人咋舌、令人不齿的“表演”。
“三八式”为新外交官
姚登山，1918年，于山西襄汾这片热土上诞生。他出身于一个贫瘠的农家，所受的教育仅限于高小程度。1935年，为了生计，他毅然加入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队，历经班长、副小队长等职位的历练。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这位年仅20岁的青年，心怀家国情怀，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被派往213旅，肩负起中队长的重任。
在党的英明指引下，他主动号召民众，成立了地方的自卫武装力量——襄陵自卫队。以此为基石，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游击战的战斗中。在山西襄陵的汾东地域，他率领着游击队勇敢地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军的进犯，历任大队长、教导员及副政治委员等要职。
1945年，抗战的胜利如春风拂面，姚登山也因此荣膺中共曲襄县委书记之职。在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他带领襄陵独立团英勇奋战，投身于解放临汾、太原、兰州等一连串至关重要战役。该独立团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第62军，姚登山一人身兼团长与政委的双重重任。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东单外交部街33号隆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自此，中央政府精心挑选了一众经受过战火考验、政治立场坚定的军官，赋予他们重任，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司局长等关键职务。与此同时，兵团将军级别的干部被任命为驻外大使，而师、团级干部则分别被委以驻外使馆政务参赞及一、二等秘书的重要职责。
周恩来曾对即将远赴他国履行外交使命的同志们说道：“你们众位，乃是经过中央层层筛选，方显出卓越才能。虽然你们已卸下戎装，转战于外交战场，虽不以刀枪相见，然而文辞交锋亦不容轻视。”故此，当时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便被温馨地誉为“身着文装的解放军战士”。
姚登山正是在这一阶段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被调入外交部工作。在此之前，他担任成都部队第18兵团第62军军政干校政治部的代理主任。1950年2月，他荣获选拔，赴北京参加军委武官训练班的培训。培训圆满结束后，他被分配至外交部，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同年8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驻丹麦和芬兰使馆的一等秘书兼参赞。到了1955年4月，他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晋升为外交部西欧司的专员。
1957年四月，我有幸被任命为驻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大使馆的参赞。直至1962年三月，我荣升至外交部总务司的副司长之位。紧接着，在1966年三月，我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参赞。鉴于中印尼关系的紧张局势，我国政府在同年四月七日作出决定，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并由姚登山先生接任使馆的临时代办职务。
1967年4月22日，印尼军警对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实施了包围、封锁和冲击，无端地将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及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印尼当局的这一举动公然违背了国际法的基石，肆意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友好纽带。对此，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强烈且紧急的抗议，并将印尼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伦及参赞苏玛尔诺列入“不受欢迎的人”名单。自此，中印尼两国关系陷入低谷，降至冰点。
归国仅四个月，他便紧随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步伐，毅然加入造反派阵营，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推翻陈毅的行动中，四处煽动事端，积极投身于夺取中央外交权力的斗争，公然对周恩来总理进行顶撞，对其他革命群众进行欺凌。他气焰嚣张，傲慢至极，似乎无人能与之匹敌。
遗憾的是，那些美好的时光转瞬成空，姚登山的政治生涯同样短暂，他的生命之光仅照亮了短短四个月（自1967年4月30日至9月1日）。在此后的四个月内，他的居所接连四次遭受红卫兵的抄掠，迫使他不敢重返家园，同时他还多次遭受学生的批判（1967年9月1日至10月26日）。
自1967年9月14日起至1971年6月11日止，他先后在外交部及下属的三个“五七干校”中，度过了长达三年余的群众批判与隔离审查。继此之后，他因被指控犯有“现行反革命罪”，遭到了司法机关长达九年多的囚禁，直至1980年8月方得释放。总计而言，他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了十三年，时间跨度自1967年9月至1980年8月。
短短四个月光阴，姚由从“红色外交战士”一跃成为外交部实际执掌权柄的显赫人物，宛如流星划过夜空，一时间风头无两（民众戏称他为“姚登天”），然而转瞬间，他却沦为众口所指的“阶下囚”。
红色外交战士
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在独立伊始，由苏加诺总统执掌政权。苏加诺总统怀抱远大理想，立志引领新兴力量国家——亦即第三世界——迈向领导地位。为此，他在国内实施了一系列较为激进的左翼政策。他与我国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与西方国家如美国等保持距离，并对印尼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表示了宽容。
在那个时代，印尼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堪称一个规模可观的政党，其党员人数更是超过了百万之数。党的最高领导人艾地同志，不仅肩负着印尼共产党总书记的重任，而且似乎还在苏加诺内阁中身兼要职，担任部长之职。
然而，印尼当前的局面与美国在东南亚推行的政策明显相左，致使美国政府不惜一切手段加以干预。美国中情局策动了以苏哈托（时任雅加达城防司令）及纳苏迪安为首的右翼军人发起了政变。这场政变不仅推翻了以苏加诺为领袖的合法政府，还对印尼的华侨、华裔及印尼共产党实施了残酷的迫害和屠杀。传闻在苏哈托的统治期间，遭屠杀和监禁的共产党成员人数高达一百万以上。
1967年4月22日，正当印尼暴徒肆虐，对我大使馆发起猛攻之时，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姚登山同志，带领全体馆员，誓死捍卫我国在印尼的尊严。在迎风猎猎的五星红旗之下，他们英勇无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由衷敬仰。
姚登山（居中）亲自莅临，对因遭受印尼暴徒恶意殴打而受伤的华人同胞进行亲切慰问。
4月28日，姚登山领事及徐仁总领事一同登上航班，挥别雅加达，踏上归途。离别之际，我国大使馆全体同仁排列成行，热情鼓掌，齐声朗诵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惧牺牲，勇攀高峰，争取最后的胜利。”
江青迎姚登山回国。
姚登山临时代办及徐仁在雅加达机场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柬埔寨、阿富汗、叙利亚以及阿尔及利亚驻印尼大使馆的各位大使和临时代办的隆重欢送。与此同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也莅临现场，一同助力送行。启程的前夜，他们还精心举办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告别晚宴。
4月30日，姚登山率领的团队抵达了首都北京，机场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政府高级官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以及数千名热情的群众也纷纷赶到现场，共同表达了热烈的欢迎。
4月30日，姚登山率领的团队抵达了首都机场，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
姚归国次日，受邀出席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举办的“五一”焰火庆典。在此次盛会中，他荣幸地得到了周总理的介绍，得以与毛主席亲切交谈。不久，林彪和江青也莅临现场，他们三人一同合影留念。翌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幅照片（见图）：姚登山左手紧握毛主席的胳膊，右手轻抚江青的肩膀，恰好站在毛主席与江青之间，神态从容，气度不凡。
捕捉到如此令人惊叹的影像，任何人的思绪恐怕都会陷入纷繁杂乱的境地，想要保持清晰几乎是不可能，姚登山自然也不例外。自此，我国新闻媒体纷纷对这位被赞誉为“红色外交勇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广泛报道。
1967年5月1日，天安门。
姚登山利令智昏，误入歧途。
1967年五月，正值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之际，外事系统内部的部分激进派系，竟在公共场合公然张贴针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和标语。这些内容言辞犀利，颇具挑衅意味，例如：“周恩来，身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策划与执行者，绝非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忠实战友，亦非毛主席司令部的成员！”“炮轰周恩来，并非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炮轰周恩来，正是当前运动的主导方向！”此类口号充斥于各处。
5月3日，自诩拥有坚实的政治根基的姚登山，专程拜访了外交部内的“革命造反联络站”（亦即反对陈毅的势力，以下简称《联络站》）的核心小组（外交部内部的权力核心）。他向《联络站》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能获得与“中央文革”会面的机会，并期望能够就抗暴议题进行一次专题报告。
5月5日，在关于印尼抗暴斗争的报告中，他强调道：“我国驻印尼使馆的全体同仁，以及印尼的众多爱国侨胞，正共同掀起学习与实践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他们紧随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敢于斗争，敢于反抗，敢于革命，敢于对抗印尼的反动势力，敢于追求胜利。他们已接连赢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些胜利的根源，归根结底，应归功于那光芒四射、力量无边、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思想。”
《联络站》的核心团队当场接纳姚登山成为他们的一员。姚登山欣然同意，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声名显赫的“造反派”。紧接着，他成为了“打倒陈毅”这一造反派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也看中了这位“红色外交战士”。在争夺外交部权力的斗争中，他们联手出演了一出极其不光彩的“夺权”闹剧，企图攫取中央的外交大权。然而，他们的恶劣行径最终宣告了他们政治生涯的终结，也为他们自己挖掘了坟墓。
不久，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红卫兵团中，二十余位激进的青年学子无视外交部门口警卫的劝阻，强行闯入了东交民巷15号的外交部（此处既是外交部对外办公的场所，也是部党委的办公地点），在院内张贴了“打倒陈毅”的显眼标语和漫画，四处散发传单，还竖立了仿造陈毅形象的稻草人，借此诬指“外交部内隐藏有巨奸”。
他们狂怒地辱骂并攻击前来劝阻的外交部职员，斥责他们为“洋奴”，声称“外交部乃卖国机构”，并指责其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三降一灭”外交方针。他们擅自闯入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的工作室，严重干扰其办公。这些激进的学子封锁了外交部的大门，禁止任何人进出，导致外交活动被迫中断长达三天。
8月5日的拂晓时分，一群印尼暴徒乘坐卡车，蛮横地闯入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大声呼喊反华口号。他们手持斧头、铁棍、匕首等致命武器，对我国的4名外交官及工作人员进行了残忍的攻击。同时，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了大使馆内的一切家具和设备，几乎将其全部摧毁。更甚者，他们竟然放火烧毁了馆内的两座建筑。
消息传至京城，激愤的造反派如潮水般涌向印尼驻华大使馆，进行示威与抗议，甚至演变成冲击事件。外交部的同仁与北京卫戍区的战友们，闻讯后立即奔赴现场。他们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明确指示，竭力劝导闯入大使馆的民众有序撤离。
部分民众置劝阻于不顾，再次擅自闯入我国大使馆，对南院大楼内部设施进行了纵火焚烧。在上午九时左右，消防队伍成功控制了火情。周总理在得知此事后，果断下令务必确保无人员伤亡。卫戍区随即迅速行动，向东城区礼士胡同的印尼驻华大使馆周边增派了众多解放军战士进行警戒。
8月7日晚9时，王力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接见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第一把手)、王荣久（第二把手）、王和兴（业务监督负责人）和黄安国（“反迫害大队”队长）等七人。王力表示竭力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冲击外交部，煽动《联络站》夺取外交部大权。宣称“革命造反总部”为“保守组织”，妄图整垮“革命造反总部”。
本次表态在外交部及涉外部门中激起巨大波澜，带来了不良影响。王力强调：“在外交活动中，我们遭遇了诸多挑战。人们往往将外交领域视为高不可及的领域，仿佛只有少数精英能够涉足。难道外交任务真的如此艰巨吗？我个人认为，处理红卫兵内部的矛盾问题更为复杂。难道红卫兵成员就不能投身于外交事业吗？”
此刻，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的科员卞东珠，以“新愚公”战斗队的名义，公开发布了大字报，明确提出了对姚登山出任外交部长的迫切要求。与此同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吴昂等同仁也在天安门广场上挥毫泼墨，书写了醒目的大幅标语，响亮地表达了对姚登山担任外交部长的强烈期盼。
8月22日的深夜，一场名为“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的集会在“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号召下拉开帷幕，数万民众聚集在英国代办处的大门前。集会落幕之际，面对英方对最后通牒的迟滞回应，众多造反派与民众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蜂拥而入英国代办处，继而放火焚烧了办公楼及车辆。这一事件，自建国以来便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成为了震惊中外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重大涉外事件。
勇敢的红卫兵队伍率先冲破了北京外语学院的西墙。随着指针指向22时40分，众多群众组织纷纷向代办处的正门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短短十分钟过后，各高校的红卫兵再次展现了英勇的斗志，成功翻越了北墙。紧接着，从三面涌入校园的群众已迅速增至数百人之多。
造反派突袭代办处东西两院，迅速点燃火种，火焰瞬间升腾，映红了夜空。东院内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以及7辆汽车均被烈焰吞噬；西院楼中的3个卧室、档案室以及2辆汽车亦难逃此劫。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英勇无畏，奋力扑救，同时从火海中成功解救出代办处十余名官员，其中包括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注：彼时，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数位中国记者，并对多家报社实施了封闭。我国外交部西欧司的造反派随即拟定了一份“四十八小时最后通牒”，责令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释放被捕记者，否则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然而，英国政府对此置之不理。48小时时限过后，火烧英国驻港领事馆的事件随即发生。在此之前，外交部造反派曾提议由总参谋部调派一个营的部队逼近香港，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总参谋部的婉拒。）
8月23日凌晨3点钟，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陈伯达，以及身兼公安部部长职务的谢富治副总理，紧急召集了外交部《联络站》及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等外事领域内相关群众派别的代表，予以接见。
周总理愤慨地说：“外交权连续中断四天，这种中断我们怎能容忍？我多次重申，你们却充耳不闻。”“所谓的‘北外造反团’将权力赋予外交部，这种行为岂非荒谬？他们设立指挥部，中央将授权交予外交部‘联络站’，但‘联络站’接收任务后却散布错误信息，对陈、姬、乔等人进行无端指控。短短四天，副部长、部长助理被困，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现在竟然发生焚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国家的尊严何在？”“这是对中央权威的公然挑战。”“如果我不站出来发声，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他随即下令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立即从外交部撤离，并宣布封条无效。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我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造成了重大伤害，在外交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迫使我国政府不得不付出艰辛努力，以力挽狂澜，修复形象。1971年2月，我国外交部特地拨款，资助英国代办处完成了修缮工程。在该月24日，英代办处借此修复之机及搬迁之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
在本场活动之中，我国代表团对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并未进行任何解释，亦未对修复行动表示祝贺。周恩来总理对此事件提出了批评，他强调指出：该大楼之焚毁乃是一小撮不法分子所为，我国党和政府对此均持明确的反对立场。对于这一事件，我们理应向英方进行公开的说明，即便是在其他国家大使面前，亦无需有所顾虑！至于外交部对英国代办处的房屋进行修缮，此事已获得我的批准，但在修复及搬迁的过程中，你们却未向我进行汇报。
3月2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之际，周恩来向他详细描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来龙去脉。他指出：“那日深夜，我们数人联名通过广播发出呼吁，敦促那些围攻英代办处的不法分子停止采取冲击、纵火等极端行动，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予以理睬。幸亏在我国解放军的保护下，贵国代办得以安然无恙。在此，我们谨向贵国表示诚挚的祝贺，并祝愿你们在新址顺利入驻。至于修复费用，我们愿意承担。”
代总长汇报，主席严批。
8月25日凌晨一时，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五号楼亲切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他将王力于8月7日发表的讲话稿递交给杨成武，并嘱其携带该稿前往上海，以便呈递给毛主席审阅并获取相关指示。翌日上午九时，杨成武抵达上海，随即向毛主席汇报了王力的讲话要点，以及造反派推翻陈毅、夺取外交部权力，以及焚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的最新进展。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构成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力量，绝非善良之辈。你必须仅向周恩来总理一人汇报此事，并负责将他们逮捕归案，交由总理处理。”
主席继而对杨成武下达指令：“返京后，须向总理传达，须权衡戚本禹的立场，并设法对这三位人物实施分化。然而，总理在处理过程中必须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务必做到深入透彻。”杨成武一边倾听，一边将要点记录下来，确认无误后，呈递给了主席。主席审阅完毕，将记录归还给杨成武，“无误，就按此执行。”“立即行动。”
随着午后的钟声敲至12时40分，杨成武将军抵达了北京西郊机场，紧接着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南海的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他展开记录纸，朗读完毕后，便将记录呈递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随即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待众人悉数到场，周总理庄严地宣布：“宣布我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顽固分子，非我族类，应予以逮捕。”王力与关锋随即被实施“隔离审查”。不久，戚本禹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此举，无疑是对姚登山背后那些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的政敌，宣判了政治上的终结。
8月30日，众多群众团体纷纷汇集于外交公寓门前，举行集会，以表达对英国政府默许少数暴徒对我国驻英代办处实施攻击、并对我国工作人员施以暴力的行为所持有的坚决抗议。姚登山在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到现场，并迅速指派工作人员搭建扩音设施，同时布置了揪斗活动的相关事宜。此外，他还特地联络新华社，邀请摄影记者莅临现场，以进行纪实报道。
“连这样的基本要求都未能得到满足，实在有失规范。革命理应如此严谨，怎能草率行事？”在一切筹备工作完成后，姚某指示外交部的一名员工代表礼宾司致电英国代办唐纳德·霍普森，要求他务必在十五分钟内到达现场，接受抗议仪式。
事件发生后，竟有人鲁莽上前，对他实施了头部撞击和拉扯头发的暴力行为。姚某在涉外公寓内指挥了对英国驻华代办人员的殴打事件，由此触发了一起严重的外交风波。
“过去砸了、烧了，这一切都已随风而去。”
8月31日，周总理在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的核心组成员、姚登山同志以及部党委全体成员时，对八月份频发的重大政治事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此同时，他坚决否决了姚登山及《联络站》负责人提出的“七人领导小组”的提案。在会议中，总理还对姚登山散布谣言的行为进行了直接的点名批评。
周总理郑重指出：“此举纯属节外生枝，凭空捏造，意图破坏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乃亲痛仇快的险恶阴谋。”周总理进一步强调：“当前，国内极左思想和行为已经对我国的国际交往造成了严重影响，不仅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甚至使我方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失去了往日的分量。”
9月1日，周总理及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在演说中，他们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并严肃指出，外事部门的工作已严重偏离了毛主席及党中央的指导原则。他们批判了一部分极端左派分子（不良领导），这些人基于极左立场，企图撼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根基。此外，他们还曝光了外事部门中存在的敌对力量，并对少数极端左派造反派的未来政治走向做出了明确的判断。
当日，姚及其《联络站》的骨干成员预感到学生会成员可能会对姚的住所进行搜查。于是，他们迅速协助将家中的电视、录音机等贵重物品转移至东交民巷30号的外交部大楼。自那以后，姚便不敢在夜间返回家中。当晚11时左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首次对姚登山的住所进行了抄查。
9月2日，姚登山家不幸再次遭遇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学生实施的抄家行动——这是姚家第二次遭受此类无理侵犯。彼时，姚登山正秘密藏身于东交民巷30号的外交部办公大楼中。
9月3日凌晨，姚登山家不幸再次陷入流言蜚语的漩涡。当日晚，《联络站》及“九·九兵团”的骨干成员宣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旗大队”即将有所动作，其目的直指外交部，意图对姚登山进行拘捕。他们以“保卫国家机密”为由，煽动了一批民众涌向外交部东交民巷30号的大楼，意图保护姚登山，更有甚者试图摧毁大楼内所有“打倒姚登山”的标语。当晚10时左右，姚登山家再次成为了流言的中心。
9月14日，我国外交部对所谓“王八·七讲话”进行了严肃的谴责，并对姚登山采取了正式的“隔离审查”措施。与此同时，驻印尼使馆紧急组建了“姚登山专案组”，立即启动了对他的深入调查工作。
9月18日傍晚五点，周总理在接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以及对外文委的各位领导干部、业务监督小组的成员以及群众代表时，姚登山亦列席了此次会议。在指正姚登山的错误时，周总理语气庄重地表示：“你在对外斗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我对你的能力评价是充分的。正是我派你出国，并在你归国之际，亲自前来迎接你。我还特意推荐你去见毛主席，你们的见面照片也登上了报纸。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你却陷入了困惑。最终，你的行为干扰了外交部的工作秩序。你不仅前往外贸部，还在第一、第二外国语学院发表演讲，甚至四处奔波进行报告，个人主义情绪急剧膨胀。作为司级干部，即便你向我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愿意反省，但你并未真正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周续言言辞激昂：“在那（即8月27日）的一个清晨，我在接待外交部联络站以及各团体代表时，他们竟然将我推向如此绝境——当时的总理怒火中烧，怒气激增之下，心脏病不幸复发。而你却安然静坐，缄默无言，……以至于连我的医生也对你的态度表示了不满，甚至有了对你进行反击的意向。你似乎已经淡化了阶级意识。然而，我对你的情感却依然如故。许多同志目睹这一幕，无不义愤填膺，而你却似乎对此毫无感触，泰然自若，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9月24日凌晨4时，毛主席乘坐火车自南方抵达京城。此刻，外交部办公厅的一名科员王海容，早已在中南海静候多时。她迅速向毛主席汇报了外交部运动的相关动态。在谈及王力的“八·七讲话”未能获得广泛认同时，毛主席直言：“王力的讲话，无异于毒草。”随后，毛主席引述了两句古诗，以表达其感慨之情：“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亦难自由。”
王海容对这首古诗的意境深感迷惑，但她又不忍心打扰主席的宁静，生怕这会干扰到他的休息。于是，她选择返回外交部，并邀请时任外交部办公厅科员的刘华秋一同前往，向她的祖父、国学大师王季范老先生求教。在王老先生的点拨下，他们了解到这两句诗出自唐代诗人罗隐。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们领悟到，“英雄”二字或许隐喻着王力先生。
9月27日，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联名发布了题为《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抗议大字报。随后，外交部接连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在公共场所张贴了类似的大字报，旨在消除王力讲话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在这些会议中，姚登山均被要求出席并接受相应的批判。
10月26日，姚登山不幸沦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的攻击目标，被迫参加了题为“彻底清算姚登山罪行大会”的集会。会上，学生们将他贬斥为“外事口政治大扒手”。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姚登山被迫签署了所谓的“认罪书”。
在“认罪书”中，姚同志坦率地承认：“我犯下了极其严重、根本性的政治错误，对此竟浑然不觉。反而自以为是忠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严格遵循总理的指示行事。因此，在长时间里，我未能直面自身的错误，未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认识过程显得尤为缓慢。我的错误对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向毛主席和革命群众表达我最深的歉意。这份检查我已经撰写了十余日，今天呈上的是第六稿，它仅仅是初步的，尚未达到深入的程度。”
在呈递的“认罪书”中，姚细致地列举了他犯下的主要过错。在结语部分，他郑重地承诺吸取教训，严肃对待改正错误，并誓言将摒弃隐瞒罪行的行为，彻底改过自新，重塑个人形象。
首都红卫兵倾力打造的《揭露政治窃贼姚登山》宣传手册
自此，姚登山在专为他和其他同志所设的“学习班”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的问题，并得以获得夜间回家的许可。然而，到了1968年5月28日，他不幸遭遇了“隔离审查”的处置，失去了归家的自由。紧接着，在1969年11月18日，他遭受了下放之命，被派遣至湖北省外交部下辖的“五·七干校”。
1970年2月10日，正值“批极左、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浪潮中，湖北省的“五·七干校”特别举办了一场“学习班”，旨在要求姚登山交代相关事宜。自11月30日至12月8日，共举办了九次大小会议，对他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不久之后，姚登山被押送至湖南、江西及山西等省份的外交部“五·七干校”，继续接受群众的批判。在外交部“五·七干校”度过了四年的隔离审查生活后，1970年12月16日，他被押解回北京。紧接着，12月30日，外交部召开了一次盛大的批判大会，对姚登山进行了公开的批判。
在得到上级的批准后，1971年6月11日午后，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举行了“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大会”。来自外事部门以及其他领域的超过一万三千名各界人士共聚一堂。会议期间，外交部群众代表们踊跃上台发言，揭露并控诉姚登山的“十大罪状”。现场气氛热烈，外交部群众纷纷强烈要求专政机关对姚登山实施逮捕，并依法予以惩处。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代表现场答应满足群众的要求，即刻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将姚登山逮捕。大会圆满结束后，姚登山被关押于秦城监狱，度过了近九年的铁窗生涯。然而，相较于其他涉案人员，姚登山还算幸运，在他有生之年，相关政策得以实施。
1980年5月，姚登山案件在对外部党委进行复查时，党内意见出现了显著的分歧。时任政工主管的刘振华副部长（1988年9月晋升为上将，并于重返部队前担任此职务）在党委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尽管在部内广泛认为姚登山的行为不端，但仍须依照法律和政策，对他进行妥善的处理，明确问题的实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刘振华副部长进一步强调，姚登山确实犯下了错误，其中某些错误相当严重，但这些均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作出公正的评判。他还补充说，姚登山已经服刑九年，这样的经历对他已经足够深刻的教育意义。
留党察看一年，期限自1971年11月起至1972年11月止。然而，当外交部正式公布此处分结果时，姚登山的留党察看期限实际上已经届满，故而此处分对他已无实际意义。
1980年8月，姚登山重获自由之身，恢复了应有的行政十级待遇，从此得以回归平凡人的生活。至1985年，他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1998年，姚登山在北京安详离世，享年八十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