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六次大会中，毛泽东同志仅出席了中共一大、三大与五大，而未能参与剩下的三次会议。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同志对党章进行了修订，并在党章的总纲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应成为我们党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首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从而构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团队。历经24载，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最长的一次大会间隔达到了17年。这段历史正是毛泽东同志艰难坎坷的领导历程的生动缩影。
大革命前夕，加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应列宁及共产国际的委派抵达上海。抵达后，他迅速与李达、李汉俊等人取得联系。马林提出，应“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党的成立”。随后，上海的党组织通知各地党组织，要求各派两名代表前来上海参会。毛泽东在收到会议通知后，立即着手准备。6月29日下午，他携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轮，从长沙启程，驶向上海。
中共一大召开之际，毛泽东肩负起会议记录的重任，并在会上就长沙党组织的情况发表了一次讲话。然而，在这次会议中，他并未广征博引，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显得较为沉默寡言。休息时，他常独自在住所中来回踱步，沉思默想，以至于有同志路过窗前与他打招呼，他竟未察觉。因此，有人戏称他为“书呆子”或“神经质”。中共一大在初夏的8月初圆满落幕，毛泽东随即返回湖南，脚踏实地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他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发展党员，并领导工人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中共成立之初，党内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争议，焦点在于与国民党达成党内合作。这一提议最初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包惠僧回忆称，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一经提出，便遭到了中共人士的广泛抵制，“不少共产党人对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其规模庞大却显得破败不堪，并无太多兴趣。”当时，中共内部对与国民党的合作本就持反对态度，对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更是难以接受。
“他们最关心的是日常生活的改善，而非政治上的利益。”这恰恰反映了当时普通工人的真实心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马林的观点，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当时党的实际力量。当时中共党员寥寥无几，且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必须大力构建统一战线。
1924年二月，毛泽东肩负使命，前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投身于统一战线的事业。在那年五月五日，一张珍贵的合影记录了毛泽东（后排左二）与执行部同仁的团结身影。
1922年盛夏，中共二大召开之际，毛泽东正身处湖南，领导着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转瞬一年，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毛泽东首次踏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列，即今日之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局秘书一职。依据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秘书一职肩负着处理党内外的文书、通信以及会议组织等重任，同时负责管理党的文件。所有党函必经委员长与秘书的共同签署，其责任之重，不言而喻。翌年1月，国民党一大隆重召开，在孙中山的鼎力推荐下，毛泽东光荣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鉴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倡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所采取的工作方法存在不当，频繁与中国同志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他被调离我国。即便如此，在国共合作的历程中，两党之间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摩擦。因此，一度有党内同志对全力支持马林的毛泽东感到困惑，甚至毫不客气地指责他为“马林的人”。
1924年12月，恰逢中共四大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因病返回了湖南的故乡。在那次大会上，他未能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直至1925年9月，毛泽东才重返广州，接任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一职。次年5月，随着共产国际代表的让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所提出的《整理党务案》，毛泽东等中共党员被迫辞去了在国民党中央部的职务。摆脱了繁杂的办公室事务后，毛泽东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了他更为擅长的农民运动领域，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
二、初土地革命时屡受批评的革命者
1927年，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了连串胜利。然而，蒋介石随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隆重召开，但在革命危机之际，大会未能出台有效的措施以挽救革命局势。在此期间，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汪精卫亦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大革命最终走向失败。为寻求对策，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确立了实施土地革命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领导即将到来的秋收起义。
9月9日，秋收起义以破坏铁路为发端。然而，起义部队却遭遇了实力远超自身的反革命军队的顽强抵抗，同时还要应对分散的力量、不统一的指挥以及原收编部队的叛变等多重难题。面对如此困境，毛泽东果断地提出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并获得了多数前敌委员会委员的赞同。随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经过三湾改编，抵达井冈山，并以此地为基地，建立了以宁冈为核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然而，毛泽东因放弃对大城市发起进攻的计划而遭受了“右倾逃跑”的指责，中央因此撤销了他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前来传达中央指示的周鲁竟然误将中央的决定传为“开除党籍”。结果，毛泽东无法再担任前委书记及党代表的职责，不得不转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直至中央正式文件抵达，误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事后幽默地自嘲说，自己曾一度成为了“党外人士”。
1928年四月，朱德与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抵达井冈山，与当地革命力量成功汇合。两军会师后，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则担任党代表。此次会师显著提升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并连续三次挫败了敌人对井冈山的围剿。在毛泽东领导部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与敌周旋之际，中共六大亦因白色恐怖的威胁，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中召开。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十二月，彭德怀与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成功，红五军700余人随之与红四军汇合。翌年一月，敌军三万余人分五路对井冈山发动了猛攻。经过周密讨论，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而毛泽东与朱德则率红四军主力进攻赣南，成功开辟了赣南闽西的革命根据地。
革命征程绝无坦途。1929年夏末，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毛泽东的合理见解并未获得多数同志的支持，甚至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此后，毛泽东暂离红四军领导岗位，转而投身地方工作。直至陈毅亲赴上海汇报，中央发出九月来信，争议方得以平息。当年年底，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建党建军原则问题，并再次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0年代初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中原大战。与此同时，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力量逐渐恢复，诸多有利革命的元素开始显现。1930年3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后，李立三实际接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李立三抱持盲目乐观的态度，急切地颁布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政治决议，指令红军主力立即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战略要地发起进攻，意图实现“会师武汉”和“饮马长江”的壮志。遵照中央的指令，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被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后更名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担任总指挥，毛泽东则担任政治委员；同时，设立了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的总前敌委员会，计划进攻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然而，根据实地侦察到的敌情，毛泽东与朱德果断下令红一军团放弃南昌的进攻，从而避免了部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在得知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被迫撤退的消息后，他们命令部队向湘赣边境前进，与红三军团会合，并取得了文家市大捷。红一、红三军团在平江地区会师后，合并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担任总司令，毛泽东担任总政治委员；并设立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继续担任书记。同年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终止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毛泽东亦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此时，中原大战告捷，蒋介石得以腾出精力，转而向革命根据地发起全面攻势。自1930年冬至1931年秋，他分别集结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之众，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在毛泽东、朱德等杰出领导人的指挥下，红军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成功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并将原本分散的赣南与闽西革命根据地重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稳固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隆重召开，正式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成为我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在1931年11月的瑞金，中共苏区召开了首次代表大会，会上，站立者正是毛泽东同志。
然而，此刻党中央已被王明的“左”倾路线所控制。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得益于米夫的推举，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实则提出了比立三路线更为激进的口号。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党的上海组织遭受重创，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临行前，他指定年仅24岁的博古负责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工作。博古因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只能对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指示照本宣科，忠实执行，并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毛泽东进行压制。因此，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依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位，开始逐步剥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1年岁末，周恩来抵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尽管周恩来与部分在苏区工作的同志对毛泽东持支持态度，但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对毛泽东的策略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毛泽东放弃对中心城市的进攻，转而扩大苏区的做法是机会主义路线。对于毛泽东在苏区精心培养的、拥有丰富实践经验且抵制“左”倾路线的干部，临时中央指责其提拔干部是出于私人关系。毛泽东推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及将土地分配给所有人的土地政策，也被视为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并同样被指责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而在反“围剿”中采取灵活战术的做法，也被指责为保留了“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了“阵地战”和“街市战”的重要性。因此，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作出决定，批准毛泽东“暂时请假，必要时前往前线”，并解除其军事指挥权。不久后，又决定毛泽东返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暂代。由此，毛泽东被排除在领导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工作之外。
三、险些被送至苏联的苏维埃最高领导人
“苏区对罗明路线的反对，实质上是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的抵制。”此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只能负责苏区的经济工作和查田运动。中央再次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并将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选举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仅保留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张闻天则接替毛泽东担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然而，中央高层依然对此不满，意图将毛泽东彻底从中央苏区驱逐。3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在上海的李竹声向共产国际发送电报，称“毛泽东长期患病，恳请派遣其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并补充说明“其已暂停一切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在4月3日接到电报后作出决议：认为毛泽东不宜前往莫斯科。他们强调，必须竭尽全力在中国苏区为其治疗。唯有在中央苏区确实无法治愈其病症的情况下，他方可考虑前往苏联。4月9日，共产国际向其驻上海远东局的代表埃韦特传达了4月3日的会议决议，指出出于旅途安全的考量，不宜让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仅当国内医疗资源彻底无效时，才考虑其赴苏治疗。
共产国际之所以反对对临时中央过分打压毛泽东，乃是因为其驻中国的工作人员及时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工作情况详尽地报告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苏区的军事指挥、根据地建设以及在军队中党的建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在1930年4月15日的中国工作汇报中，共产国际便称赞毛泽东与朱德的军事工作“成效显著”。他们不仅将部队改编为正规军，而且基本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这些编制完全符合战区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指挥的部队拥有6至9个团，每个团大约拥有1000至1200名士兵。除了步兵外，每个团还配备了机枪和掷弹筒分队，这与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无异。兵源主要依靠农民组织吸收，而物质待遇方面，指挥员与士兵同等，每天的伙食费仅为15个铜板。若财政允许，则可发放3至5元的军饷；若财政紧张，则不发放。此外，他们还将缴获的装备分发给农民，以武装赤卫队，确保一旦需要，农民能够迅速发起起义。
1933年6月26日，毛泽东出席了在中央苏区举行的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
毛泽东所领导创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堪称我国最为稳固的根据地之一，这里不仅收集并储存了充足的粮食与金银。为了缓解财政困境，他们对地主豪绅和商人征收税款，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仅需一个月便轻松筹集了五万银元；装备的获取途径则来源于战胜敌人，枪械是通过战斗中缴获而来。尽管医疗条件因药品短缺而显得尤为严峻，但他们依旧成功建立了红军疗养院。在根据地内，农民成为了红军坚不可摧的后盾，朱德与毛泽东所率领的军队以及其它正规部队，不仅是土地革命的有力象征，更是其发展壮大的关键。这支力量的存在、壮大以及难以被摧毁，都离不开那广大的、在农民运动中奋勇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群众。
“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军团中，党组织运作良好，并切实开展了党的工作。”
得益于各项工作的出色开展，共产国际便得出评价：“毫无疑问，朱德和毛泽东所率领的军队，以及受他们影响的第3军和第12军，堪称翘楚。彭德怀所指挥的军队及其所辖的第8军和第16军，亦与前者不相上下。”正因如此卓越的工作业绩，共产国际对在中央苏区一度遭受排斥的毛泽东给予了支持，使得他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成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长征中确立党和红军领导地位
鉴于坚持“左”倾错误路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败绩，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之路。然而，在长征的初期阶段，博古等人又陷入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误区，采取了类似大规模搬迁的行动，导致行动迟缓。正是这种策略，使得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几乎减员过半。
在面临前后夹击、险象环生的严峻局势中，毛泽东果断提议调整北上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既定战略，转而进军敌人势力较为薄弱的贵州。此建议获得了中央多数同志的支持。随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7日成功占领了遵义，并紧接着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从而跻身党的领导核心。2月5日，红军抵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山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进行分工。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张闻天接替博古，承担起党的总负责（亦常称作总书记）的重任；而毛泽东则成为周恩来在军事领域的有力助手。在第二次进驻遵义之际，中革军委于3月4日作出决策，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此举使得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地位愈发凸显。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毛泽东提出组建一个新的“三人团”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随之，在三月上旬，贵州鸭溪、苟坝地区正式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及王稼祥共同构成的“三人团”，其中周恩来担任团长。显而易见，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战争年代，“三人团”成为了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关键机构，毛泽东亦全面重返红军军事指挥的决策核心。在新的领导核心的指导下，中央红军灵活运用战术，成功四渡赤水、巧妙地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受党内委托，对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负责的周恩来并非独断专行，而是虚心吸纳同志们的意见，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宽广的胸怀。
1937年，毛延安机场。
然而，不久后，局势再次波澜起伏。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顺利的会师。为了巩固张国焘的团结，中央决定先后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在8月4日至6日的政治局松潘毛儿盖沙窝会议上，决定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协同行动。紧接着，8月1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鉴于周恩来当时病情严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长征途中的主要军事指挥工作。
面对张国焘违背党的组织纪律，图谋分裂和损害党中央的举动，毛泽东为防止红军内部发生冲突，在与张闻天、博古等人商议后，率领红一军、红三军及军委纵队率先北上。9月22日，中央在甘肃哈达铺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担任司令，毛泽东则担任政治委员，他们带领部队于10月19日胜利抵达陕北的吴起镇。在吴起镇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常委的职责进行了重新调整。康复的周恩来坚持由毛泽东主掌军事事务，自己则提供协助。11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考虑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继续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因此决定设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替代中革军委，毛泽东担任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担任副主席。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历经艰辛，终于实现了胜利的会师，标志着长征的伟大胜利。随后，中央决定撤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这一军事委员会中，毛泽东担任主席，而周恩来与张国焘则担任副主席。到了1937年8月，洛川会议召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再次进行了调整。毛泽东依旧担任主席（书记）一职，而朱德和周恩来则担任副主席（副书记）。
五、延安成党核心
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以及项英。为了确保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特别成立了党的七大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王明则担任书记。
王明身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当时地位显赫，他的言论因而备受瞩目。然而，他却未能秉持谦逊谨慎的态度，反而在未获中央批准的情况下，频繁以中共中央或毛泽东的名义对外发表讲话与声明，甚至擅自修改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其行为颇有越俎代庖之嫌。
在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博古同志齐聚延安。
1937年12月23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正式设立了长江局，对外则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对外交流，王明担任书记一职。然而，此时王明对延安中央的态度已全然不顾，行为放任自流。据李德所述，王明几乎将长江局变成了一个“第二政治局”。
“领导机构内必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达成共识，营造紧密团结的氛围……中共的团结是建立信仰的基石。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人民抗战的核心，而中共的团结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统一战线的胜利依赖于党的团结一致和领导层之间的紧密团结。”在当前的形势下，“应当全力支持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领导者。他是在实际斗争中磨砺出来的杰出领袖。至于其他如王明之流，则无需再争论。”王稼祥对共产国际精神的传达，对于化解党内纷争和促进党内团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自延安整风运动拉开序幕之际，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据此，毛泽东同志被任命为政治局主席及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及任弼时三位同志共同组成，负责按照政治局既定方针处理日常事务。该决定明确，书记处会议所涉议题，主席享有最终决策权。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特设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的辅助机构。毛泽东同志担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则担任组织委员会书记。
自1944年5月21日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历经11个月，时断时续，直至1945年4月20日方告闭幕。全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五位同志组成主席团，其中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团主席。会议通过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决议，正式确定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此外，会议还决定，在会议期间，主席团将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则暂停行使职权。本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实现统一，并顺利召开中共七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5年四月，毛泽东于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历时整整五十天。此次大会审议通过了全新的党章，并成功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在紧张而庄重的气氛中召开，会上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并担任政治局、书记处的双重职务。在闭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对七大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一次圆满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团结的大会。中共七大的圆满落幕，不仅为全面抗战的胜利注入了强大动力，更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与思想基石。
“古往今来，成就伟业者，不仅需具备超凡脱俗的才华，更需拥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毛泽东同志亦曾历经人生的风雨波折，屡遭不公正的指责与批判。然而，每当面临考验，毛泽东同志总能以无产阶级革命者博大的胸怀、平和的心态去应对，这正是他最终成为我国革命领导核心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