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邓小平经过了第二次起伏的风浪，被派去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进行劳动锻炼。出发之前，毛主席曾告诉邓小平，有什么困难或者问题，可以直接找汪东兴帮忙。

在被派到江西新建县劳动锻炼期间，邓小平曾多次写信给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寻求帮助。有一次，他在信中提到自己需要把一个人带在身边，但是信中并没有具体说这个人是谁。

其实，这个时候让邓小平如此挂念的人，也就只有自己的子女罢了。原本，他已经心里接受了自己被调离岗位的事实。

不过，他在北京的大儿子邓朴方，因为父亲的事牵扯其中，一直受到四人帮的打压，结果因为无法忍受迫害，最终选择了跳楼。虽说没有丧命，但也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原本，邓小平的妻子卓琳、祖母夏伯根以及五个孩子，都能照料受伤残疾的邓朴方。不过，卓琳和老祖母都已陪着邓小平一起来到江西，五个子女中，除了邓朴方在北京受了伤、变得残疾外，其余四个孩子都散布在全国各地。

大女儿邓琳早早就到河北宣化部队做劳动锻炼，二女儿邓楠在陕西汉中，小女儿邓榕则是在延安插队，而最小的儿子邓质芳则被安排到了山西农村落户。

受伤致残的大儿子邓朴方，五个孩子都成了邓小平和夫人的心头大事。说起来，邓小平对自己的日子要求不算高，只有儿女，才能让他多次给组织写信，请求帮一把。

一开始，邓小平写信请求让儿子邓朴方在北京的301医院多住一段时间，好更好地康复。而且，他和夫人卓琳当时在江西拖拉机厂生活，环境不好，不太适合病人恢复。经过组织考虑研究后，大家最终同意让邓朴方留在了301医院。

可没多久，邓小平的弟弟邓先群就写信给在江西的哥哥，信里说邓朴方已经被人从301医院赶走了，被送到北京市清河镇的社会救助院，而且没人帮着照料他。

得知这事后，邓小平心里挺操心的，又写信给汪东兴，拜托把儿子邓朴方接到身边，让他和夫人卓琳一块照顾。在信里，邓小平一贯的坦率和直率，开头就说：“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

六月份的时候，邓朴方总算被送到了江西，家人们久别重逢，终于又见到了面。遗憾的是，邓朴方已无法像其他孩子那般欢快地蹦蹦跳跳，变成了下肢瘫痪。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邓小平一边辛苦工作一边照料自己的儿子。每天都要帮儿子翻身、擦洗身体，还找来收音机让他调试修理，就是想让他学会修电器技能。在这么细心的照顾下，邓朴方的身体情况和心理状态都开始迅速改善起来。

接着那段时间，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江西过上了一段比较辛苦但还算平稳的日子。他一直没有向组织提过自己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或是待遇方面的要求。

在江西那阵，邓小平写给中央的信几乎都是请示，希望孩子们能回家看看。中央也帮他安排了在南昌附近的岗位，好让一家人能团聚。用他的小女儿邓榕的话说：“他一辈子除了为孩子，别的事几乎没写过那么多信。”

还有一说得提一下，在邓小平被派到江西之前，他曾带走过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继母夏伯根。

这位继母只比邓小平大五岁，曾经照料过邓小平同志的父亲直到去世，后来又找到当时在重庆工作的邓小平。那时，邓小平立即说：“留下来吧，咱们一家人过日子，夏妈妈！以后我们会照顾您的。”

不过，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这位老祖并没有占到他们的便宜，反倒是忙着照应孩子们的日子。

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邓小平夫妇依然一心一意照料夏伯根老人，大家彼此扶持、互相依靠，家庭和睦才让夏伯根老人活得长长久久。到了2001年，老人因病去世，享年101岁。

2004年，邓小平同志去世后，作为邓家的长子，邓朴方回到了邓小平故居的陈列馆。在那里，他看到了父亲曾经写给中央汪东兴同志的几封信。

信中说的内容几乎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都是关于自己的一些事。首先是请求中央安排邓朴方的合理治疗，然后就是希望能被送到江西，让父母照看。

关于自己父亲的为人，邓朴方心里头非常清楚。邓小平同志平时很少去求人办事，但为了自己的儿子邓朴方，却接二连三地向中央求情，这些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邓朴方本人都不知道。看到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件，邓朴方顿时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要说起，2004年的时候，大家熟知的编剧王兴东曾经亲自走访江西、北京等地，实地考察邓小平同志生前的遗迹。整理了不少素材后，便着手写了一部叫《父子》的剧本。

这部纪录片也是国内首个全面再现邓小平同志当年在江西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在那三年零四个月的工厂劳动锻炼中，充分展现了邓小平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真挚情怀。

在那段时间里，邓小平一边辛勤工作，一边照料自己的孩子，为了方便他上下班，当地的工人们还特意修了一条用锅炉渣铺的小路。

经过那段时间的基层锻炼和辛勤劳动，邓小平总结出一个自己的看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根本”。这也为他后来复出后的工作打下了理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