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的一个午后，中央党校当时的校长王震同志，踏入了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同志的府邸。他直截了当地询问陈云同志，是否已拜读了其致中央的那封亲笔信。

陈云听闻此言，微微颔首，对王震回应道：“我已经批准了此事。”他语气坚定地强调：“此事绝无转圜的可能，必须开除党籍，并调离党校。同时，还需以中宣部的名义通知各媒体，今后不得再刊登他的文章。”

那么，王震向中央所写的信函具体说了些什么？为何陈云提及此事时显得如此庄重？这一切的答案需从源头追溯。

近期，王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常委致信，就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反映。客观而言，阮铭身为党内理论领域的骨干，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笔杆子。自调入党校以来，他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改革开放”的理论基调塑造上贡献颇多，同时他还参与了许多重要文献和讲话的起草工作，其贡献不可小觑。

然而，王震在工作中逐渐察觉到，阮铭的思想存在诸多问题。尽管他撰写了大量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文章，但在会议场合，甚至学术研讨中，他的言谈举止显得格外随意，有时甚至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尤为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改革开放使得言论空间更加宽广，阮铭却常常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他的文章中不乏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这引发了王震的高度警惕，他甚至觉得这绝非寻常小事。

因此，他屡次与阮铭进行交流，期望其纠正这一错误立场，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然而，阮铭虽口头上应允，但其言辞依旧如故，甚至毫无悔改之态，依旧我行我素。随后，王震还发现阮铭的道德品质存在问题，遂下定决心对他采取相应措施。

然而，在如何处理阮铭事宜上，党校内部却显现出分歧。一方认为，当前正值思想解放、言论畅达之际，应当享有表达各异思想观点的自由。另一方则指出，阮铭所描述的情形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外国制度的某些优势，并无不妥之处……

王震愈发深感，若不立即解决这一难题，其后果将严重影响到改革事业的推进。因此，他当机立断，向政治局呈上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件，揭露了阮铭的问题，并恳请政治局对改革开放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给予高度重视，正是这一举措拉开了序幕。

王震与陈云均对此问题显露出了深切的忧虑。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此类问题的发生早已在预料之中。然而，这些问题的影响之恶劣不容小觑，它们已不仅仅是言论自由的范畴，更已演变为违反政治纪律的严重问题。

陈云，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断然提出，阮铭的党籍必须被开除，并严禁其继续发表类似文章。事态的发展证明，王震与陈云的忧虑并非无的放矢。部分人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蜕变，他们不再热爱自己的祖国，终将走上歧途。遗憾的是，阮铭在1988年选择了背叛，逃亡至美国。

幸而王震及时察觉到了他的困扰，陈云亦迅速提出了处理方案，否则，难以预料其后果将如何不堪设想。

1988年9月30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令人没想到的是，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再次放出了一颗重炮，他在发言中，严厉地批评了电视剧《河殇》，他指出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说这种坏东怎么能拍出来，他坚决反对，要向中央报告的。

那么，王震为何说这是坏东西，要向中央报告呢。《河殇》中宣扬，中国是黄河文明，外国是海洋文明，说要跟紧时代，就要用海洋文明代替黄河文明。他深深地感到，这是典型反传统的潮流，绝对不能让自由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

正如王震在与部分同志的谈话中所言，我国的发展势在必行，然而，优良的传统亦不容忽视。岂能因为迈向现代化，便将传统一并舍弃？实则不然，那些优秀的传统实为民族的宝贵财富，它们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契合。

不久，陈云便获悉了王震在会议上的言论。他对此种坦率的批评表示了极高的赞誉，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王震同志此举，在我党历史上堪称首创，王震同志堪称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