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国尚未建立之时，孙中山便已对推翻清朝后首都的选定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思索与规划。

1887年，孙中山就未来中国首都的选址问题进行了周全的考量，他提出了“一都四京”的构想：一都选定武昌，四京分别为西京（重庆）、东京（南京）、南京（广州）、北京（顺天）。其中，武昌被视为首都的首要之选。

孙中山设想，鉴于中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在东西南北各设立一个京城，既便于全国的统筹管理，又能有效分散首都的压力。

回溯中国历史，多个朝代都曾实行过多京制度。例如唐代前期，便设立了三个都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晋阳（太原）。至唐肃宗时期，为应对安史之乱和巩固统治，又推行了“五京制”，在原有三都的基础上，增设了南京（成都）、西京（凤翔）。

唐朝之后的北宋，实行的是四京制度，共有四个都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以及北京大名府（大名）。

辽代时期，全国更是五京并存，辽设立了五个都城：上京临潢府（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赤峰）、东京辽阳府（辽阳）、南京析津府（北京）和西京大同府（大同）。

金朝在灭掉辽朝后，继承了辽的五京制度，只是将金的都城会宁府（黑龙江阿城）提升为上京，同时将辽的上京改为北京。

由此可见，多京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渊源，且实施效果良好，对国家的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到了1902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探讨定都问题时，详细阐述了首都设置的问题，并提出了三个新的方案。他特别强调，“南京并不适宜作为首都”。

孙中山认为，南京地理位置上过于靠近上海，在经济和政治上极易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同时，南京地处中国东部，对于西部广袤的土地，难以有效管辖。南京自古以来便是繁华之地，美女如云，歌舞升平，有“六朝金粉地”之称，十里秦淮河更是闻名遐迩。然而，秦淮河畔的奢华娱乐容易消磨人的斗志，使人沉溺于酒色之中。

他说：“武昌位于长江之畔，向东可直达宝山，四日即可抵达，便于物资的运输。向北可眺望襄樊，以镇抚中原地区。铁路网遍布，交通可直达长城，甚至远至边疆。相比之下，南京则显得有所不足，而武昌则更具优势。”“在南方各城中，若要选定首都，非武昌莫属。”

武昌地处中国东部的中心地带，交通极为便利，经济基础扎实，同时又是铁路南北交通的枢纽，且坐拥长江水道，因此孙中山将武昌视为定都的首选之地。

第二个方案则是定都西安。孙中山认为：“若要稳固本土，武昌是理想之选；若要拓展疆土，则非西安莫属。”也就是说，若要对广大的边疆地区进行有效治理，武昌就显得有些偏居东南了，而西安则位于中国的中心位置，更便于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况且西安历史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诸如汉、隋、唐等强盛王朝均定都于此，深得民心。

第三个方案则令人颇感意外，即定都伊犁。武昌和西安作为首都的候选地尚可理解，为何会将都城选在西北边疆的伊犁呢？

伊犁实乃中国的一块风水宝地，伊犁河谷位于天山南北山脉之间的一个喇叭口地带，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能够到达的地方，这使得伊犁成为新疆最为湿润的地区之一，水草丰茂，被誉为中亚干旱地区中的“边陲江南”。

孙中山认为：“若要谋求整个亚洲的霸权，则非伊犁莫属。”若定都西安，虽足以制衡蒙古和新疆，但若要成为亚洲的共主，则显得地域狭小。而伊犁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位置，若能将其打造成为一座世界级的大都市，必将成为亚洲的中心，吸引各方来朝。

定都伊犁这一构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显得过于超前和大胆。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一都四京”的构想，还是后来的三个方案，都因当时局势的急剧变化而未能实现。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共同商讨建立统一的临时政府。由于武昌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便利，是辛亥革命中首个在省会城市取得胜利的地方，且又是孙中山的首选之地。因此，将首都设在武昌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各省也均主张将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武昌。

经过各省代表的商讨，决定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这实际上是将中央政府设在了武昌。

然而此时，清朝大军屯兵江北，对武昌形成了包围之势，汉阳已失守，武昌的军事形势异常严峻。各省代表只能前往汉口英租界开会。

就在这时，传来了江浙联军攻克东南重镇南京的消息。各省代表精神为之一振，立即开会作出决定，将各省代表会议迁至南京召开，并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武昌最终与首都之位擦肩而过。

尽管孙中山的“一都四京”构想和三个方案均未能实现，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些方案能够成功实施，或者定都伊犁，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将会带来哪些优势和劣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