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与张闻天之间，维系着长达近四十年的深厚友谊，堪称志同道合的战友。
2007年，恰逢杨尚昆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位同事来电告知，电视台的记者将前来采访本人，探讨杨尚昆同志与张闻天同志的交往细节。随即，我从相关资料中挑选出了一份杨尚昆同志于1986年的一次谈话记录。
未公开谈话（编者按：此文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3期，距今已两年有余。）此次谈话，是应我方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邀请而展开的，具体时间定于1986年8月30日，会晤地点位于北京三座门内其办公室内的会议室。
此次会面有幸有张闻天的夫人，亦即杨尚昆的资深战友刘英的参与，共同的过往与经历激发了热烈的谈兴。尽管话题始终围绕着张闻天展开，但实则深入触及了党史中的诸多重大事件。
这次对话仅留存下一份详尽的录音记录文稿。
时至今日，那场对话已过去二十余载，杨刘二老均已驾鹤西去，而参与此次对话的编辑组成员，现仅存我和前组长萧扬二人。为了珍存这份难得的交流，我们便依据这份录音资料，将其整理成文。
01
张闻天在上海
我与闻天同志，自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一同返回莫斯科。他抵达国内后，便即刻投身于宣传部的相关工作。
彼时的闻天，其思想仍深受莫斯科训练模式的影响，与王明的观点相仿。据我所知，许多文件均由他执笔起草。因此，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里，他的思想依然显得较为教条。
然而，在苏联，闻天无疑是成绩最为优异的一位，他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另一位则是王稼祥。
博古与我年纪相仿，擅长即兴发挥。博古才思敏捷，才智横溢，且辩论技巧高超。
经过亲身接触现实，闻天才深刻认识到王明的这套理论并不适用。
在四中全会上，王明基于反对立三路线而崭露头角，然而，尽管四中全会之后所执行的政策与立三路线大体相似，却有两项显著区别：一是放弃了全国范围内的暴动计划，二是解散了行动委员会。
彼时，即便是闻天亦尚未领悟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路径，当时通行的仍是围绕城市为中心的模式，即依赖罢工、示威，以及“飞行集会”等方式进行抗争。
昔日南京路上坐落着一家先施公司，我方人员便先在那里燃放了一串鞭炮，紧接着数人高声呼喊口号，随即，路过的行人纷纷围拢过来。
每当此时，警察便会迅速赶到现场，将我们中的一些人带走。
提及工厂罢工，不过是小题大做，一旦发生工头动手打人，整个车间便迅速陷入瘫痪。工会亦受共产党领导。一旦风波四起，巡捕便纷纷出动抓捕人员。工厂根基动摇，虽经一段时间的恢复，但人心浮动，不久又生事端。如此恶性循环，屡见不鲜。
面对这一状况，闻天心中已有几分感触，认为此法实不可取。尤其是1932年，他在江苏省委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这种观念表现得尤为突出。
彼时，尚无独立的上海市委存在，江苏省委实则承担着上海市委的职能。我担任着省委宣传部长一职。
自然，彼时他的思想尚未达到后来的深度。他主要强调的是工作未能妥善完成的层面，反复提及自己准备不足，或是行动过于仓促。
然而，众人普遍认为此种做法并非长久之计，这一观点已明确提出。大家普遍认为，继续如此行事并无实质意义。
当淞沪抗战爆发之际，上海十三家日本纱厂齐心协力，同步发起罢工，场面同样声势浩大，备受瞩目。
鉴于那些工厂均位于闸北，一旦闸北落入日本人手中，众多工人便纷纷涌入租界寻求庇护。
本段作者所注）的力量，在社会各界进行募捐，并设立了粥场。每日，每位工人都能领到两餐稀粥。
一日，宋庆龄经他人转达，愿捐赠两千元。须知，在那个年代，两千元实属一笔巨款，相当于光洋的价值。
然而，凯丰当时力主拒绝，而我则坚持应予接受。彼时，他任职于团中央，而我则服务于江苏省委宣传科。
我随即与闻天商议，他亦赞同此议。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这笔两千元的资助。与此同时，我们创办了一份报纸，每周发行三期。对于此事，我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感谢公告。
当初，为何有人对宋氏所代表的第三党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人们普遍认为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其欺骗性远胜于国民党，堪称更为恶劣。这种观念源自斯大林对当时社会民主党的评价，将其视为一种更为狡猾的政治力量。
总体而言，闻天在这一阶段尚未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然而，实际工作中的种种挑战让他意识到诸多问题亟待深思熟虑。
因此，彼时他的内心所思与笔端所书，已然渐行渐远。他近期所撰的几篇文章，虽显露出试图矫正某些“左倾”倾向的意愿，然而这种思想转变尚不彻底。
张闻天
02
张闻天、博古、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
天闻抵达中央苏区的时间，比我早了大约十天。当我踏入中央苏区之际，他正进行着一场报告。
抵达后，我首先向小超（邓颖超）进行了报到，那时她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报到完毕，她随即为我安排了住处。我瞥见房间内尚有一张床位，她便告知那是张闻天的。
闻天归来，一见面便热情地招呼道：“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接着，他补充道：“记得我在上海时跟你说的那句‘再见’，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与你重逢。”
在那段时光里，我与他在那间屋檐下共度，那段日子大约持续了数月之久。
在中央苏区早期，闻天担任着宣传部的部长一职，而我则不过是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事。及至我奉命负责创办党校——也称为共产主义大学——之际，闻天的职位已升至校长，而我则成为他的副校长。然而，实际上，他并未对日常事务过多干预。
编辑组同志问：在1943年撰写的《反省笔记》中，张闻天对初入苏区时犯下的抵制“罗明路线”的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强调，当时他并未存有反对毛泽东的意图，并且提出罗迈（即李维汉）是直接领导“邓毛谢古小组织”对抗这一路线的人。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应如何理解呢？
在反击“罗明路线”之际，我已抵达瑞金。这段斗争，我深知是由博古所发起，而策划这场风波，我推测亦出自博古之手。当时，博古被誉为总书记。
为何认为博古发挥了如此关键的作用呢？原因在于斗罗明当时我身处瑞金，一开始罗明态度强硬，拒不承认自身过错。
彼时，我与博古共居于同一楼层，而博古与陈云等人毗邻而居。目睹罗明拒不认错，博古显得有些慌乱。毕竟，他已将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若其不能取得胜利，岂不是意味着他将面临失势的危机！
于是，便动员了众多人士与罗明沟通，竭力劝说他，务必顺应大局，切勿如此行事。
罗明最终坦白了自己的过错。诚然，关于整人的事件，罗迈（即李维汉）才是主使者，而我在斗争邓毛谢古之时，已然离开了瑞金。然而，我了解到罗迈一到苏区，便迅速组建了一个组织局，该局书记正是李维汉。由此可见，罗迈实际上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据此推测，该事件的策划者应是博古，而具体执行整人的则是李维汉。
至于这篇文章，系闻天所撰。彼时，他的思想尚未完全转变，自是也只能以那时的笔触来书写。
闻天与博古原本在思想层面保持一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产生了分歧。博古对教条主义的坚持尤为坚定，抵达中央苏区后，他实际上将闻天从政治局日常工作中边缘化，安排其担任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
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
次之，既然张闻天在政府机构任职，您便宜少插手中央事务。
然而，闻天与博古二人当时便存在分歧，他们的思想观念亦不尽相同。
博古个性鲜明，在众人中尤为突出。毛主席曾评价闻天为“书生”，他的书生气颇重，然而，书生气并非贬义词。换言之，他热衷于理论研究，且文笔相当出色。
投身政府工作，这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独立思考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契机，尤其是与毛主席的近距离接触。因此，我认为闻天思想转变的枢纽，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那个阶段。
起初，毛主席并未与他深谈衷肠，而是逐渐地与之建立起真挚的交流。在他看来，博古与洛甫就如同同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紧密相连。
王稼祥早期便投身于苏区，据我推测，毛泽东可能首先对王稼祥透露了他的思想。至于张闻天，毛泽东则是循序渐进地与他交流。然而，在瑞金，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私人交往。
昔日，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批判最为激烈。在第一次宁都会议中，周恩来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而周恩来尚未抵达，会议便由任弼时主持，导致毛主席被免去职务。因此，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仍旧提及，在中央苏区中唯一与他持反对意见的，便是任弼时。
刘英：记得清啊！
此人在该领域表现如此。若非任弼时不幸离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难免遭受劫难。
我推测闻天当时或许也曾从弼时处听闻过一些关于毛主席的负面言论，这无疑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对毛主席的某些做法持有异议，例如在肃反问题上，他认为毛主席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毛主席却始终否认自己在这场运动中负有责任。
最近我在思考，毛主席在瑞金时期是否也存在过“左倾”倾向？比如查田运动，现在回顾起来，那份文件显然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而这正是毛主席主导进行的。
尽管当时他并未掌握权力核心，然而他负责具体事务，他所参与的查田运动却带有明显的“左”倾倾向。
（刘英插话：在第二次于都扩红行动中，他亲自指导我的工作。他对我下达的指示是：凡是有反对扩红行为者，一律处决。
又来电，要求三天内找出反革命。
县保卫局随即拘捕了一批民众，强行指责他们为“改组派”。然而，在我看来，这明显过于“左倾”了。
继而，洛甫寄来一封信件，指出反对扩红者未必皆属反革命之列。这才使我们决定释放了这些人。
查田运动的后果导致了一部分中农受到了整顿，而那时的富农阶层早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严峻压力之下，我们实现了红军规模的一百万扩张。还有谁不愿意加入红军呢？虽然扩红成绩是核心，但采取这种方式是不恰当的。实际上，这相当于强行征兵，就像在兴国那样，几乎已经没有适龄壮丁可供征召了。
03
动员突围，遵义会议。
在长征启程之际，闻天撰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我们正是借助这篇文章的内容，在干部会议上动员全体同志进行突围。
在长征前夕，博古与李德曾莅临我军三军团，这已是他们的二次到访。而首度造访，则是在那场激战广昌的战役中，彼时，他们与彭德怀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这一次，他们再度提出要寻求突破，声称中央并未发布任何内部文件。唯一提及的，只有张闻天同志所撰的一篇社论。据此，闻天同志的那篇文章便被视为中央立场的声音。
文章的表述颇为隐晦，若非略知一二，恐怕难以洞察其意。
需探讨一个问题，关于这篇社论，我印象中上方附有指令，指令中提及“供干部讨论之用”。所谓的“讨论”，并非如今这般，仅召集干部会议，由师团级或县团级干部逐一陈述，并非如此。
彼时，我身为三军团的政委，顶多只是向师长们提起，甚至连团长都未曾知情。
毛主席曾多次提及此事，并指出未能阐述透彻，实则为何非得阐明明白方可行进。军队行事，遵从命令即可，无需多言。
前方的战友们，你们（此处指长征初期刘英所率领的中央纵队——笔者注）身后那个被誉为“红章纵队”的队伍，亦在紧随其后。（编者注：在长征初期，依据李德的战略部署，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分别被部署为左右两翼，其任务是为中央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提供掩护，形成一种“甬道式”的行进模式。杨尚昆当时所隶属的三军团肩负着右翼掩护的重要职责。而刘英，在那个时期被称作“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中，担任巡视员一职。）众议纷纭，甚至有人戏称为“混乱纵队”。前方等待，有时需耗时两日三夜，方能盼得贵队到来。
三军团最令人沮丧的经历，莫过于那次穿越湘江，究其原因，乃是中央纵队迟延了整整一日。
湘江之战，我们与白崇禧部展开了激战，战况惨烈，损失惨重。因此，前线的一些同志对你们产生了怨言，认为正是你们的行动导致了我们的疲于奔命。
此外，中央纵队的每位同志均手持火把，预备在夜色中前行。然而，前方行进的同志见到这一幕，纷纷出言指责。原来，军队中的战斗部队是严禁使用火源的。
（刘英急切地说，）“若不生火，那些行李恐怕就要全部毁损了！”
遵义会议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在博古同志发表完讲话后，第一个上台作报告的是洛甫同志。他回顾了长征初期那段历程，其核心思想基本上源自毛主席。那段时间，他对毛主席充满尊敬之情。
毛主席对他亦颇为器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他希望我能从教条主义的阵营中挑选一位同志担任先锋。随后，毛主席又补充了几句，言辞间显得更为激昂。遵义会议上的那份文件，亦出自洛甫之手。
成立三人军事小组之举，发生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后。然而，将博古撤职并由张闻天接替其职，这一决定是在遵义会议上正式做出的。
闻天的转变，可以说与他与毛主席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期间的思想交流密不可分。在毛主席的影响下，毛主席与他深入探讨了一系列问题，这也促使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总体而言，情况便是如此。
然而，在遵义会议上，若要他明确指出王明的整个路线存在错误，我认为他恐怕难以下定决心。这主要是因为其中还涉及共产国际的问题。刘英：那时对国际很迷信。他与毛主席关系融洽。
陈云传达给中央纵队。
遵义会议提纲
04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于云南会理附近的一处村落召开。与会者包括林彪、聂荣臻等，而我与彭德怀则代表红三军团出席。
我仍清晰记得，那是在一座茅草棚子的侧畔，一场露天活动正在进行。
脚受伤，被担架抬去。
会理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林彪提出批评，并要求毛泽东主席退位，同时这一事件也波及到了数个军团。
自遵义出发，部队便开始步履不停。彼时，怨声载道。队伍漫无目的地来回跋涉，徘徊不前，却始终未能明示真正的目标，只是不断下达命令。
因此，部队疲惫不堪。行进途中，人们你推我挤，唯有力量强盛者方能疾驰前行。一军团与三军团在路途中相遇，彼此均不肯相让。
尤其是干部团中的陈赓，对一军团的杨成武所率领的那个团颇有微词，批评得颇为激烈，甚至公开斥责，愤然跺脚以示愤怒。由此可见，当时的军队思想状况确实颇为混乱。
在这种反复循环的困境中，众多人向洛甫表达不满，纷纷表示，如此既不打仗却又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实属不可行之策。
对于这种战术，洛甫亦感陌生。彭德怀亦然，故此，他亦向彭德怀提及，实则，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种不了解，是他最为不悦之事。
王稼祥在军事领域对毛泽东持有不同看法，但他并未直接向毛泽东表达，而是转述给了洛甫。洛甫遂将此事告知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因此勃然大怒。
会理会议原本的正式议题是对林彪所撰写的致党中央的信件进行批评，该信中林彪表达了让毛泽东退位，并推举彭德怀接替指挥权的意愿。
然而，会议中却有人声称张闻天已抵达三军团司令部，并与彭德怀有过多次交谈。我立即起身进行澄清，强调自己身为政治委员，日常与彭德怀并肩作战，绝无此事发生。张闻天未曾莅临三兵团。因此，这一说法随即引发了对他与彭德怀联合反对毛主席的怀疑。
这完全是冤枉，毛主席却深信不疑。
我坚信，毛与张的矛盾早在那时便已埋下。否则，为何在批判林彪的反毛信件时，却要将张闻天和彭德怀牵扯其中？会议气氛异常紧张。
05
瓦窑堡争论
长征抵达陕北之际，党内在战略方针的问题上实则存有若干分歧意见。
在那个时期，毛主席提出了一项战略部署，即我军需撤离陕北，进军太行山区，继而在绥远展开攻势，最终以内蒙古为后盾。
他提出的这项战略规划，仿佛是在洛甫同志的窑洞中酝酿而成，而非在毛主席的住处。
（刘英插话：确实如此。当年会议都是在洛甫的窑洞内举行的。）
众人反对他的意见。
刘英：争论激烈。
故此，彭德怀与林彪均对东征持消极态度，原因皆在于他们同出一源。二人深知毛主席的深意，那便是意图将根据地舍弃。彼时，众人皆惧怕离开根据地。毕竟，经过漫长的征途，方才寻觅到一处安身之地，不料又要踏上征程，这怎不令人焦虑呢。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普遍认同。鉴于此，毛主席随后进行了调整。
东征之旅，每一步都需谨慎前行。尽管瓦窑堡尚存留守之地，他却并未对此放弃己见。然而，最终未能依照既定计划取得胜利。
周总理与博古同志留驻瓦窑堡，而洛甫同志并未留下，他选择了随我们一同渡河。
东征的战果颇为显著，版图大幅扩张，然而遗憾的是，县城尚无一地落入我军手中。
恰逢此时，国民党意图与我们携手合作，博古与王稼祥等领导一同前赴前线，中央便在山西大麦郊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后，决定折返，遂返回西边。由此可见，那时已有分歧的苗头。
毛张延安
06
张闻天不赞同毛、江联姻。
在延安，毛主席似乎对洛甫有一件尤为忌讳之事，那便是他反对毛主席与江青的结合。
我曾目睹过洛甫致毛主席的那封信。当时，毛主席居住在凤凰山脚下的住所。他命罗瑞卿负责撰写有关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并将此信交予罗瑞卿审阅。罗瑞卿又将信件转交给了我。
洛甫的态度非常坚定，坚决反对他与江青的婚事。此后，每当毛主席开会时，他常常会对我说：“我不过就是享受一些日常乐趣，孙中山都能做到，我为何不能？”我认为他最在意的便是这一点。
那时，正是中央的同志致信于他，信中言及的正是洛甫。
（刘英插言：彼时，他身为党的领导核心，面对众多老同志的建言献策，诸多意见纷纷涌现。）
当时正于中央党校深造的王世英，曾从事过情报工作。他对外间流传江青诸多桃色传闻颇为关注，认为毛主席与她结为连理，对党的形象产生了不良影响。于是，他向中央上书，信中署名的名单长长一列。
闻天向我透露，于是他立刻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阅后，拍案而起，断然表示：“老子就是要和她结为夫妻，谁又能阻止我？后天就举行婚礼！”
曾流传一则传闻，声称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合之际，中央曾作出一项决议，禁止她涉足政治领域。然而，事实上，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如此一来，第一中央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案，若是真的如此，毛主席岂不是会掀起轩然大波？
此外，两载前我向陈云询问，提及他当时在延安身兼组织部部长与政治局委员双重身份，你是否知晓此事？他的回应是否定，称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然而，他向我透露了一段往事：他曾以组织部长的身份与江青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告知江青，毛主席已有妻子，并未离婚，并提醒她注意这一点。江青得知后，将此事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随即拨通了陈云的电话，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敢插手我家里的事情？”
此时，他们已经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而所谓的“结婚”，实则不过是寻常一幕。
彼时正值党的中央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众多干部纷纷前往延安。我们拜访毛主席时，江青正从窑洞中走出，贺老总便好奇地询问，主席，这位是何方神圣？毛主席微笑回应，哎呀，你这问题问得真是奇特。
贺老总表示，既然主席家中出现了一位我们不熟悉的人物，我们为何不能提出疑问呢？
不久后，便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共参加了两次聚餐，第一次便是罗瑞卿他们邀请的那次。至于洛甫那次，我知晓他并未出席。
因此，我认为在延安，最令毛泽东感到不悦的恐怕是洛甫的行为，甚至可以追溯到那封由王世英执笔的信件，其中洛甫的介入起到了关键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自此，他对洛甫的态度由原本的和善转变为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
因此，他们二人渐行渐远，关系逐渐疏离，恐怕这一变化始于长征的后期阶段。然而，在会理会议之后，他们主要是在行进中，尚未显现出明显的分歧。
闻天同志往昔在理论上的确带有几分教条主义色彩，然而他对于理论研究的热情却始终如一。遗憾的是，他可能因为社会经验不足，显得过于纯真，近乎天真。
07
延安时期毛泽东
张闻天关系演变
我对中央的情形尚不甚清晰，尤其对于那段长征途中的具体细节，了解更为有限。
在延安，我的逗留时长无疑相对较长。尽管彼时我尚未跻身政治局委员之列，然而身为北方局的书记，及至整风运动的开展，我又荣幸地被任命为党组书记，这使得我有幸列席了所有政治局会议。回想起在保安的日子，我印象中闻天同志与毛主席的关系尤为和谐融洽。
不久之后，我投身于战火纷飞的前线。回想起1939年我重返延安的那次经历，我便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
1940年，我重返延安。当时，闻天同志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对于其他事务，他通常保持着不甚过问的态度。
我观察到他当时的情绪显得格外低落，于是便决定前去探望。我发现他日复一日地翻阅着剪报，显而易见，他对资料的搜集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延安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去闻天家中拜访。
即便是在延安，毛主席也曾提及此事，其意便是：你既无意于管理，亦无能力执掌事务，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坚决不放弃。
（编者按：回顾1943年的《反省笔记》，张闻天曾记载，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愿将总书记一职让贤。不过，毛泽东当时并未对此提议展开讨论。）
《笔记》再度明确提及：“在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我未曾轻易将总书记之位让渡他人，但我的坚定立场始终在于，逐步将工作核心逐步转移，而非一味地固守原有职位。”
闻天曾与我进行了一次商谈，此事他亲口向我透露。如今，该事务已全权交由你负责，我自将不再过问，一切听凭你处置。毛主席对此亦表示了首肯。他始终致力于将所有权力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
无疑，在延安的后期，毛泽东对张闻天（洛甫）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似乎未曾察觉，在遵义会议上，他的路线主张实际上获得了支持。据我观察，毛泽东对张闻天持有一定的偏见。
洛甫为何决定亲自赴晋西北开展实地调研？这主要源于毛主席对他的多番严厉指正，包括指责其“频繁引用希腊理论”，对中国实际情况认识不足，缺乏实地考察经验等。这些批评显然是直接指向洛甫的，我们都能清晰地察觉到这一点。
洛甫那时情绪低沉，遂自行离开。这样一来，事情不就变得更为简便？毛主席您独立作出决定，我便退出了。
现在，洛甫是否感到我似乎已成为了党的领导核心，以至于他不得不与我进行协商？站在他的立场来看，他可能觉得毛泽东在对待你我关系上显得不够尊重。
08
“二十八个半”问题
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评价始终不佳，这一点我有所耳闻。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期间，他对王明便留下了不佳的印象。因此，提及他敬佩王明，那无疑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谓“二十八个半”，实则源于陈伯达等人的创造。
在延安阐述“二十八个半”的概念时，博古与洛甫亦被纳入其中。
我说过，这些人根本不能被计入考量。原因在于，在“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期间，我身处支部局，因此我也被视为其中的一员。
博古昔日尚存，然彼时他已非校园中人，彼时他供职于中国问题研究院。
洛甫彼时已置身于红色教授学院之中。除却礼拜六偶尔莅临学校，他鲜少踏足此地。他既非支部局的成员，亦非学校的学子，因此那件事与他并无瓜葛。
我对抢救运动持不同意见，这一点是弼时同志亲自向我表达的。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尽管如此，在那个时期，弼时同志的一些正确观点，毛主席也曾予以拒绝。
康生此人极其恶劣，回想那场与柯庆施的斗争，他要求我们中直学委会安排事宜时，我质疑：有何确凿证据证明他是特务？结果发现：毫无证据。
即将召开会议，我却持反对意见。我本人，邓发，以及李富春，我们三人皆不赞同。
寻访康生，他身为学委会（副）主任，向他指出问题，若斗争无法取胜，如何应对失败的局面？
康生当时态度恶劣至极，径直宣称：“书记处已经做出决定，你们只需遵照执行即可。”
我们遂拜访弼时，他却回应道：“我亦不赞同此议”，然而亦坦言自己力不从心。
这场斗争自午后两点持续至夜幕低垂，七八点钟时仍未见分晓。众人纷纷集结，共同对柯庆施发难，然而，他们手中并无任何确凿证据，仅凭街头一瞥他所戴的黑眼镜，便妄加揣测，甚至进行逼供。
在会后，主席质疑道：为何你们要召开如此冗长的会议？康生，你可知情？康生却辩称，是他们决定召开此会，而我并未倡议。瞧他这说话的方式。
曾有一位名叫韩进的同志，在延安接受审查期间，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实际上，此人正是我昔日在上海的旧相识。他不幸被敌人捕获，然而命运却格外眷顾，他没有被击毙。在头部遭受重创后，他假装死去，待敌人离去后，夜幕降临，一位卖豆浆的老者发现了尚有微弱的呼吸，便毫不犹豫地救了他一命。
待伤势稍趋好转，他便匆匆赶至租界寻我，我亦慷慨赠予他数十金。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们对他产生了怀疑，怀疑他属于托派，甚至诬指他是日本人，这些指控实际上都源于康生所采用的“推比法”。因此，他遭受了牢狱之灾。当时，他们用以证词的依据，竟然是已经惨遭敌人枪决的韩进。
事实上，康生当时意图对老干部进行打压。中直机关内已有十几位老干部被列入拘捕名单，连住所都已预备妥当，这一点我确有所闻。
正因未能攻克柯庆施这一关，信心受挫，康生便迅速收束了局面。
若柯庆施当时胡言乱语一番，后果不堪设想。彼时私设公堂之事，实则如同“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尽管规模尚小。
党校又推出了所谓的“红旗党”，这同样是康生一手策划的。他在杨家岭发表了一场盛大的报告，宣称河南、湖北等地均为“红旗党”。总之，周总理负责的诸多省委均被纳入了“红旗党”的范畴。
刘英进一步补充说：党校内部设有专门的特别支部，专责管理此类人员。
果然如此！当时，即便是钱瑛这样的干部，亦遭遇了严峻的打压，毕竟她担负着南方局的组织重任。周总理在那个时期，亦深感忧虑与苦闷。刘英：他话不多。
临近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王明于异地完成了《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的撰写。毛主席将其视为纲领性文件，却因此感到不快。这一事件当时便波及到了周恩来总理，故而在审干工作的尾声，康生策划的“红旗党”事件中，周总理陷入了极其困境，实则是对周总理的压制。
往昔，我常驻足山巅，日复一日，用餐时分必经过他门前。举筷之前，我总会先至其处，探一究竟，只见他那时情绪略显低落。
然而，即便如此，没有总理也是万万不行的。唯有总理能够有效应对国民党的这种策略。无人能够替代总理的岗位。
在整风运动的后期阶段，仍有少数人敢于向毛主席直言，他们主张教条主义的批判已经足够深入，此刻应当将关注点转向对经验主义的剖析。然而，毛主席对此观点持有异议。
毛主席的一生，充满了各种矛盾与冲突。然而，捍卫其权力核心的地位，始终是他毫不动摇的信念。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于那些曾对他表示异议的人，他总能铭记于心。
09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个性中充满了多疑的特质，尤其在张闻天担任莫斯科大使期间，我想毛主席或许亦存有一丝疑虑。
在那个时期，苏联的大使一职分别由张闻天和王稼祥担任。相较之下，当王稼祥担任大使期间，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的重视程度显然更高，对待的规格亦更为隆重。
在你们返程之际，苏共政治局委员特设晚宴款待，并赠送了礼品。（刘英插话补充道：莫洛托夫被誉为杰出的外交家。）
自洛甫同志已然如实汇报，他对此事并无任何隐瞒。
既然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曾接受过苏联的培养，那为何你得到的待遇却优于王稼祥？这或许也是高岗事件中张闻天被牵连的原因之一。你或许对此并不了解。
（刘英回应道：知晓。难道之前未曾反省过吗？毕竟，那时他正是去看望他的时候。）
此处似乎涉及我们未知的毛主席内部想法。实际上，张闻天探望高岗之举，又与何干？
（刘英插话道：确实如此。他与高岗曾在东北共事，回国后自然拜访了他。那时，我们尚不知他已陷入困境。）
传闻高岗当时集中火力反对少奇同志，并对总理表示反对，或许这亦出自毛主席的旨意。然而，毛主席后来察觉到形势有所不利，便改变了立场。
言下之意，即是被架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逐渐演变得越发复杂。
彼时举行的财经会议，实则高岗发起对总理的挑战；而同期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则是饶漱石对少奇发起的挑战。这两次会议，实际上均由高岗一手策划。
高岗并未宣称中国的列宁问题已得解决，而斯大林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他自称是斯大林的信徒。毛主席当时便已知晓他的这些行为。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
高岗事件势在必行，恰逢毛主席准备前往杭州，临行前在怀仁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他提出了“轮流坐庄”的议题。然而，与会者普遍表示反对，无人支持这一提议。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便登车启程。我有幸陪同他一同前往杭州。
会议结束后，高岗便向陈云提出疑问，为何你会对“轮流做庄”持反对态度？实则你应该表示支持。
陈云说，这不行，没有一个够的。
高岗说：一人一个。
“你这是要剥夺我的权力吗？”
高岗同样向小平提及了此事。小平当时便感慨道：“唉，这些人都是挂名的嘛！你在这群像片中寻找，其他人显然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昔日，我国并非仅有几位重要领导人，诸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您只需从这些人中寻找即可。
高岗不敢再找小平。
小平同志向周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总理随即向毛主席转达了这一信息。因此，毛主席对小平同志在政治上的才干给予了高度评价。
10
庐山会议
自闻天大使从苏联归来后，他与毛主席的谈话愈发不甚融洽，他前往的次数稀少，毛主席亦鲜少接见他。
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我听说闻天同志渴望与毛主席进行一场私密对话，但毛主席却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庐山会议的局势陡然生变。原先的议程着重于抵制“左”倾思潮，即对当时盛行的“左”倾路线进行深刻反思。正如刘少奇所概括的，这便是“成绩说到尽头，缺点揭露到底”。于是，与会代表们踏上庐山之时，普遍将目光集中在反对“左”倾的议题之上。
难道“纪要”的初稿不是已经存档了吗？当时乔木还未离职，我便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发起人的角色，并邀请了数位书记一同执笔，完成了纪要的开篇部分。
彭德怀的来函一经送达，主席并未立刻予以答复。与此同时，诸多小组纷纷发声，对彭德怀的见解表示赞同。华东小组明确表态，全力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而西南小组亦认同彭德怀所言，认为其论点极富合理性。
陈伯达此人心机深重，竟然公然宣称：“唯有彭大将军敢直言”，明指独有彭德怀才有这样的胆量说出这样的话。
尽管这封信件并未在那时对外公开，毛主席却亲自挑选了数位大区书记，私下里让他们先行审阅。毛主席得知会议的走向发生了剧烈变化，似乎直指他的方向，心中焦虑不堪。因此，他果断地做出决定，下令将此信件公之于众。
彭德怀曾言，此信乃独致阁下，何故公之于众？
在位于我们暂驻的接待所后方的餐厅内，会议正式展开。毛主席在此场合直言无讳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诸位认为彭德怀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就请王明重新归来，而我将亲自投身于游击战。”他的话语中隐隐透露出一抹怒意。
彭德怀语气坚定，站起身来，声色俱厉地喝道：“切勿煽动！”
此刻，毛主席的面容显得颇为严峻。会议的氛围随之发生了转变。
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
罗瑞卿是祸根。
李锐、田家英与吴冷西等人，同自一地走出，本无他事，却意外邂逅罗瑞卿，因而心中不禁紧张起来，急忙拐了个弯。然而，何须如此紧张呢？
罗瑞卿，一位专注于保卫工作的人物，其警惕性极高。他立刻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于是此事演变成了军事俱乐部的议题。
至于张闻天与彭德怀，他们与聂总同住一院，相隔甚近，用餐亦是在同一食堂。
彭德怀致信毛主席的意图，张闻天早已知情。在华东组的讲话中，他亦曾向彭德怀提及此事，且彭德怀对他表示了支持。
然而，试想一下，为何几位政治局委员不能相互交流看法呢？你之前不也提到过，这样的交流是允许的，并且双方都应尽到责任吗。如果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害怕发言，这又怎么可以呢？
彼时我正任职于办公厅，自毛主席那次重要讲话之后，各小组的发言无一例外地纷纷提出收回要求的诉求。
我正是将那份闻天的发言记录亲自送至他手中。不久后，闻天亲自来电，鉴于形势的变幻莫测，他希望我能将记录收回。我回应道，此事宜非我所能决断，你是政局的委员（注：自八大起，张闻天已晋升为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需向少奇同志请示。
少奇曰：“收回吧，别印了。”
当时，少奇同志实则持有一种较为正确的见解，然而后来却不敢再公开发表。
少奇同志同样对此事存有顾虑。他曾向乔木同志表达过这一想法，并委托乔木同志向毛主席转达。
乔木言，此事无论如何，我无法代你发声。应由你亲自讲述，我则不能越俎代庖。
撰写决议之际，我们数人商议，一致认为绝不能将其描述为“反党集团”，而你乔木同志亦是如此。
随后，乔木透露，系受毛主席之命撰写“反党集团”相关内容。尤其自“军事俱乐部”事件浮出水面后，此事愈发凸显出其性质，非“反党集团”莫属。
因此，乔木在撰写那篇文章时，内心颇感不情愿。实际上，乔木基本上是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
自庐山会议之后，闻天在科学院所撰写的诸多文章，皆经我之手转呈毛主席。然而，毛主席对此并未予以任何关注。
往昔之际，我亦常至刘英与张闻天之处拜访，每次造访，亦需向他二人汇报行踪，以免日后有人误解，谓我行止不端。
毛泽东询问道：他的状况如何？我回答道：情绪尚可，他正专注于研究工作。
他昔日常往返于国际书店，挑选各类书籍。然而，自那时起，他的境遇便急转直下。其间，涉及高岗、彭德怀等人的案件，毛泽东认为张闻天在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我深知，他对这些事件深信不疑。
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11
“文革”前状况
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遗留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让我困惑不已。即便那些原本是毛主席所阐述的言论，似乎也被重新诠释，让人难以理解。
譬如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毛主席曾亲自提及，称秋白同志为书生，并赞誉他的文章文笔精湛。
他的言下之意，显然是并无泄露任何党派机密，亦非叛徒之流。然而，不知为何，忽然之间，众人竟将他视为叛徒。这说法也是出自他本人。因此，他有些事情，不知何故，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虽正式将权力移交给了刘少奇，但实质上并未真正放手。他的所谓“移交”，仅是因当时精力所限，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然而，即便如此，凡是他不认可的决策，最终都得予以推翻。
他当时确实对小平同志有所不满，曾指责小平同志对他有所封锁。他昔日提及高岗时，曾说过北京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独立王国，这指的是高岗。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提议设立独立的计划委员会，并增设书记处。
他成功地将计委一职掌握在手，手段便是将余秋里、林乎加等关键人物调至身边，从而让李富春的权力受到了架空。
李富春此时也识趣，便挥笔写下一封信，表明他将不再插手此事，将所有事务交由余秋里全权处理。余秋里自是对李富春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在邓小平同志提出设立另一书记处之际，自是难以轻易启齿。周总理便言，此事似乎不宜。
在那个时期，他考虑任命谁担任书记一职？他的首选是陶铸。因此，后来有人称陶铸是刘少奇引进中央的，这实际上对刘少奇是不公正的。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
会议结束后，众人纷纷热议，究竟发生了何事。固然无人敢贸然询问，然而彭老总却当场反驳，言辞中透露出：“你不是早已担任了指挥之职吗？”
此外，他还提及李富春似乎惧怕鬼神，然而这究竟何意，却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剧情再起波澜，李富春被描绘为常委，然而任职未久便遭遇了变故。总之，主席此后行事愈发缺乏章法，众人皆不明其究竟意图何为。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情，我实无所知，那段时间我身陷囹圄，对外界一无所闻。
关于“文化大革命”，据说毛主席曾认为“反周必乱”。我认为他那时对这一点认识得很透彻，没有人能帮他承担那些重任。若让毛主席担任总理，他能胜任吗？（刘英插话：当不了！）
因此，在周看来，情形是这样的：他一方面察觉到这个人并不总是顺从他的意志，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少了这个人便难以成事。
周氏擅长于这中间寻求平衡。昔日，我们常说周氏乃是不倒翁。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周氏确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若非他挺身而出，后果难以想象。若缺少了他的调和之术，国家将面临何种境地，恐怕难以预料。
（刘英补充道：后来毛对他也不再信任了吧？）
信任难以建立，但即便如此，又有谁能真正掌控呢？康生能吗？王洪文渴望成为总理，但无论王洪文还是张春桥，他们都无能为力。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这一局面若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最终，他选择退场，将这个摊子留给了后世去继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触动最深的事件无疑是林彪之变。他原本深信林彪始终坚定地支持他，将其视为一位忠实的追随者。然而，林彪竟然采取如此残忍的谋杀手段，这一行为对他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自林彪事件之后，他对所有老一辈的领导都失去了信任，转而信任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自然也包括江青。
张闻天与刘英最后合影
《炎黄春秋》2009年3期
来源：凤凰网
口述：杨尚昆
张培森，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