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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51年春天，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那种忙碌。
那时，毛主席坐着专列沿着京广线南下去视察工作，车子停在了河南许昌。
他心里头很关心一个事，就是基层的宣传工作到底搞得怎么样了，想听听真话。
工作人员就报上来一个名字，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纪登奎。
当时这个纪登奎，年纪是真轻，还不到28岁。
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能把宣传这摊子事儿扛起来，这本身就是个很稀奇的事情，主席一听，就说要见这个人，让他上专列来汇报。
这个消息传到许昌地委，大家伙儿都惊奇了，这简直是古代版的高考，一朝得中。
纪登奎虽然紧张，但他手里有“货”，他把许昌地区搞扫盲、建农村学校、培养本地干部这些工作，都梳理得特别清晰。
他要说的不是那些假大空的套话，而是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的好处，他汇报得条理清楚，言辞也得体。
主席听得很认真，对这个年轻人的精神头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挺满意。
02
纪登奎汇报完了，以为这事儿就结束了。
结果，毛主席突然话锋一转，直接问了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工作中有没有贪污过呀？”
这句话问出来，当时整个车厢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问话，它像一把淬了火的匕首，精准、锐利。
这个问题很突然，但纪登奎稳住了心神，他先是干脆地回答：“没有贪污过。”
但他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接着坦诚了自己在土改时期工作中的一个失误，就是因为调查不够周全，造成了“错杀”。
这不是贪污，但性质上同样严重。
他主动把自己的“政治污点”亮了出来，没有躲闪。
这下，主席对他的印象更深了。
03
毛主席听完后，没有批评他，反而赞赏了他这种敢于直面错误的态度。
主席说，对付那些搞贪污腐败的人，该“杀”是要“杀”的，这是为了老百姓好，是正义的事。
但是，在处理其他问题干部的时候，要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极刑。
这个对话，看似是在问他贪不贪污，其实是在考察这个年轻人心里头的“政治底线”和“人性的分寸”。
权力在手，能不能把握好这个度，比能力更重要。
正是因为这次谈话，毛主席对纪登奎这个比自己小了30岁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过多久，纪登奎就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
1951年4月，《人民日报》专门刊登了介绍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文章，全国各地都开始学习“许昌经验”。
紧接着，纪登奎就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那年他才28岁，这个升迁速度，在当时是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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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成了地委书记之后，工作越来越有干劲。
1952年，他被调到了河南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开始负责整个省的干部队伍建设。
这时的他，已经不是一个只会抓宣传的小干部了，他开始操心“人才库”的事情。
他搞了很多干部培训班，优化选拔机制，为河南省培养了很多基层干部。
这相当于在整个河南省的“人脉网络”里，深深扎下了根。
到了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纪登奎作为河南省的代表去参会了。
这对于一个三十岁出头，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干部来说，是巨大的荣耀。
随后党的八大召开后，纪登奎又迅速投入到方针政策的落实中。
他就像古代版的打工人，一步步稳扎稳打，把手里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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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面的大跃进运动，纪登奎也积极参与了，他带着人投入到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中。
在工作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感觉到有些措施跟实际情况“对不上号”。
但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他选择了执行命令，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时间来到了1963年，老天爷也开始“发脾气”了。
河南商丘突发暴雨，豫东地区一下子全被淹在了水里，老百姓种的庄稼全部泡汤。
当时纪登奎已经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了，他被火速调去商丘救灾。
他没有在后方指挥，而是直接跑到了灾区一线，挨家挨户地了解情况，为灾后恢复制定一个详细的、能让老百姓活下去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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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灾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更要命的根源问题：商丘的水灾，跟隔壁安徽省在下游修建的一些水坝有很大关系。
这些水坝在暴雨期间影响了商丘的水系排水，导致商丘的水排不出去，成了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这事儿就复杂了，不是一个省能解决的，这是两个省之间的“大麻烦”。
光在商丘救灾是治标不治本，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得跟安徽省去“掰扯掰c扯”，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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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大年初二，别人家都在热热闹闹过年的时候，纪登奎带着地图和详细的调研材料，就去了安徽，拜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
他觉得，越是这个时候，越适合坐下来心平 factores地谈正事。
他一见到李葆华，就把地图铺开，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水系线条，详细地解释了安徽的水坝是怎么影响到商丘排水的。
他不是来吵架的，他是来提供解决方案的。
他提出了第一、第二两个方案，都是关于调整行政区划的。
但纪登奎拿出了第三个方案，也是他最看重的：两省一起向中央申请专项资金，开凿一条新的河道，把交界地区的水患彻底解决掉。
这个提议不仅得到了李葆华的认可，也为后面两省联手解决水患开了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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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后来彻底解决了困扰商丘老百姓多年的水患问题。
纪登奎也因为这次表现，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他从一个基层地委副书记，一步步走上了更高的岗位。
他的每一步晋升，都离不开他早年在山西、鲁西、冀鲁豫边区打下的基层基础。
他从15岁参加革命，同年就入了党，他就像古代版的学区房，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有力。
1966年，全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
纪登奎也没能幸免，他被错划为“走资派”，遭到了审查和打击。
一个被最高领导人赏识的干部，瞬间跌到了人生的低谷。
但他骨子里有股韧劲，始终坚信组织会给自己一个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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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低谷并没有持续太久。
1968年，纪登奎就获得“解放”，出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
从一个受审查的“走资派”到进入中央核心，速度之快，超乎想象。
他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农业和经济工作中，投入到恢复和调整的任务中去。
他用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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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纪登奎的起步，1951年专列上毛主席的那句突然发问，像是给他人生立下了一个最严格的规矩。
他用自己的坦诚和后来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选择了把那块“疤”亮出来，这比任何华丽的自我表白都要有力量。
很多基层干部，在当时都被他这种不回避问题的诚实态度所触动。
这种作风，后来也成了他工作中的一个特点：解决问题，就要直奔主题，不搞弯弯绕。
后来很多人谈论起纪登奎的快速晋升，都绕不开1951年的那次专列接见。
大家普遍认为，这次接见，不仅仅是看中了他的工作能力，更看中了他作为一个干部的“心”到底正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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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1年到后面的几十年，纪登奎始终保持着一种对基层和老百姓的关注。
即便是后面身居高位，他依然能放下身段，深入到河南的商丘去解决水患这样的具体问题。
他去安徽“跨省”协商，开凿新河道，就是为了给老百姓一个安稳的生活。
他这种解决问题的风格，让他在工作中赢得了尊重。
他不是靠权力去压人，而是靠事实和逻辑去说服人。
他去安徽找李葆华，带着地图，把问题摆得清清楚楚，让对方也觉得“这事儿确实该办”。
这次解决商丘水患的经历，也成了当时两省合作的一个经典案例。
中央批了钱，两省一起出力，最后把困扰多年的难题给彻底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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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始终坚信自己能被公正对待，靠的就是他心里那份对党的信念和对人民的忠诚。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
但这一次，纪登奎的脚步却慢了下来。
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他被认为与“两个凡是”有关，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开始受到批判，并逐渐淡出了领导核心。
他的一生，从底层一步步走上来，经历了风风雨雨。
他靠的是真本事，也靠坦诚的态度，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也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
创作声明：本故事来源：【《纪登奎回忆录》《从中南海到九号院——为什么要写“散忆纪登奎”》等】，本文依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历史故事，部分细节进行了文学性渲染，如有表达的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理解，请理性阅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或与本文并无关联，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特此说明！谢谢！